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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女孩不配读考古系?她第一个不服

时间:2020年08月06日信息来源:一点资讯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最近帮朋友的孩子参考高考志愿,这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追问最多的就是:

这个专业热门吗?

相信这是大多数中国孩子面对高考志愿时,举家最关心的问题。

计算机热、金融潮持续好多年,眼下人工智能、大数据成为新趋势,又一波考生扎堆报考。

鸟固然择良木而栖,但不该要求整个鸟群都挤在同一根枝杈上。

有件让考古圈沸腾的大事,是湖南耒阳留守女孩钟芳蓉,以高考成绩676分,报考了北大考古专业。

留守女孩不配读考古系?她第一个不服

本是普通的志愿选择,却一石激起千层浪。

“家境不好,还报考这么冷门的专业。”

“考古系不好找工作,以后怎么回馈父母。”

“女孩家为什么要去报考古?”

留守女孩、寒门学子、贫困学霸,这些强烈的身份标签都在导向一个结果:

钟芳蓉必须要选热门专业,好赚钱养家。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的抱负必须跟金钱、工作、社会地位强制挂钩了。在钟芳荣受到舆论追捕时,一位考古界女性楷模站了出来。

她就是樊锦诗先生,中国最了解敦煌壁画的考古人。

先生托人送去一本自传,还留下一句赠言: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

虽素未谋面,但樊锦诗还呼吁社会各界不要再去打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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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偶像的礼物,钟同学回信:“希望能追随您的脚步,也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处”。

两代考古人的隔空对话,闻之潸然。

留守女孩不配读考古系?她第一个不服

樊锦诗今年82岁,考古系毕业后,她从北京跑到敦煌,把一生都交付于沙漠深处。

只为完成一个目标:将735座千年石窟保护完好,以交给下一个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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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女孩不配读考古系?她第一个不服

“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间奔波了六十多年,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归宿。”

季羡林在书中,是这样描写敦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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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樊锦诗出生在北京富庶人家,从未想过这一生都贡献在千里之外的茫茫大漠。

虽不是大家闺秀,却也自小衣食无忧。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女孩,一路自律努力。

20岁时,樊锦诗考入北大考古系。

留守女孩不配读考古系?她第一个不服

入校后,既无父母关怀,也无保姆照料。

樊锦诗度过了一段混乱的新生时光。

那时给父亲写信,尽是倾吐生活中的“囧事”。

起先是洗干净的衣服,挂在外面忘收,竟被人拿走。

后来某天回寝室,连被子也不见踪影。

父亲回信取笑她:再丢就该把你自己给丢了吧。

樊锦诗的生活技能,从零学起。

钉扣子,补袜子,安排好一日三餐,平衡好生活与学业。

学业上,她照例是名列前茅的才女,每天都去学校图书馆温书。

那时,一个不起眼的男生总是提前到,帮她占位置。

他叫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是班里生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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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不多的信息,是樊锦诗知道的全部。

北大不允许学生恋爱,假以时日,这种脉脉温情的方式还是打动了樊锦诗。

当时樊锦诗心中还有更深的一处眷恋。

她想去敦煌。

茫茫大漠中百千洞窑的壁画,日日夜夜都勾绕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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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女孩不配读考古系?她第一个不服

大四,北大考古系组织学生到各地实习。

樊锦诗毫不犹豫地报名了敦煌,和她同去的是另外三名男生。

踏入甘肃最西部的敦煌,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迎面而来。

这里缺水。

只能一日食两餐,渴了喝苦咸的盐碱水。

没有固定住所。

将就睡在破庙里,半夜老鼠绕着她肆意乱跑,吓得她彻夜难眠。

夜黑路远,晚上更不敢去厕所,。

白天要去悬崖峭壁上的洞窑实习,所里搭建了简易的蜈蚣梯。

攀爬时,摇晃得厉害。

为了减少攀爬次数,她也不下来吃饭。

每天早上都揣干馒头上去。

甚至不敢多喝水,以减少去厕所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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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一头秀丽的长发,在敦煌始终黏答答的,好似从没洗干净过。

不过这些她都顾不上了,因为洞窑里是另一重世界。

满壁风动,天衣飞扬。

摆脱了传统礼教束缚的敦煌壁画,色彩奔放,线条悦动。

樊锦诗如痴如醉,在这片梦归之处。

在上海长大的江南小姐,终究抵不住大漠的极端天气。

第三个月时,她便病重卧床。

不得已提前结束实习,返校。

60个小时的硬座后,樊锦诗拖着浮肿的双腿,站在北京火车站。

心里想着:再也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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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女孩不配读考古系?她第一个不服

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所来信,要招之前来实习过的四位学生。

樊锦诗的名字,赫然在列。

父亲担忧她的身体受不住风沙侵蚀,提笔写了长信,恳请校方斟酌。

却不知道,替他转交信函的樊锦诗偷偷扣下了。

1963年,她毅然再赴敦煌,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只是这一去,谁也不知道是三五年、还是三五十年。

临行前,樊锦诗吸取了长发难洗的教训,忍痛剪去了一头秀发。

她和同学彭金章的恋情也浮上水面。

只可惜彭金章将远赴武汉工作,两人千里相隔,再难共处一室,享赌书泼茶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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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约定,三年后,樊锦诗离开敦煌,到武汉跟彭金章组建家庭。

敦煌依旧无水无电,上趟厕所也要走断腿。

整个研究生只有一部手摇电话,信号极差。

“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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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日日守望的,只有洞窑里精彩绝伦的千年壁画。

在一片云蒸霞蔚的之下,她将小我忘得一干二净。

远在武汉的彭金章还在等她调来。

一年两年不来,同事都劝他:“算了,别等了,不如重新找一个,还免得忍受两地分居的苦。”

不好言语的彭金章,只有一句话:“我等她。”

两人情比金坚,在异地恋5年后,终于结为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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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在武汉彭金章的宿舍里,他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没多久,休假结束,樊锦诗便又急匆匆赶回敦煌。

她有两个爱人。

一个在武汉,一个是敦煌。

两边都有深入灵魂的爱,难以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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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樊锦诗在敦煌产下第一个孩子。

临盆前,还在农田里摘棉花。

后来,被人抬进来了一间煤灰、烟尘漫布的破病房,生了长子。

接到电报的彭金章,带着准备好的婴儿衣服和鸡蛋,千里奔袭。

7天后,才和他们母子团聚。

一路风尘难言,在相见的刹那,两人流下滚滚热泪。

樊锦诗还没坐完月子,彭金章又要匆匆返回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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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有千般不舍,也不得不分开。

56天后,樊锦诗的产假也用完了。

她将儿子捆在襁褓里,安放在床上,无人照看。

再大些,孩子会翻身了,她又把被子摞起来,搁在床沿。

防止他翻身摔下来。

每天下工回来,走进窗口,她都屏气凝神。

听到孩子的啼哭才敢长舒一口气,还活着。

要是没出声,她就吓得只敢推开一个门缝,看看孩子在不在。

这样提心吊胆的育儿日子,过了四个月。

樊锦诗实在独木难支,便将孩子送回了彭金章老家,托人照顾。

再后来,老二出生,送回老家一段时间,又被送回了敦煌。

樊锦诗只好再接到敦煌,一面看顾壁画,一面养孩子。

老二长到三岁时,考虑到孩子的教育,彭金章将两子都接到了武汉上学。

樊锦诗最常说:“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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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樊锦诗终于能被调离敦煌,可她离不开了。

丈夫需要妻子,孩子需要母亲,敦煌需要樊锦诗。

她毅然选择了后者。

外界都说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而彭金章堪为实打实“敦煌的女婿”。

对于樊锦诗任性的决定,他一如既往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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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说了一句,十分朴实的情话:

“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

1986年,樊锦诗48岁,彭金章从武汉大学调离,加入敦煌研究所。

二人结束了19年的异地分居生活。

原本彭金章主攻夏商周考古,来了敦煌后,年近50,更换课题,转为对洞窑的研究。

他组织清理莫高窟的北区,不断开拓新的洞窑。

从492号,勘探到735,揭开了那些从未涉足过洞窑的真面貌。

以便及时研究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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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每每提及势必喜笑颜开的,“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

在2017年,与世长辞,享年81岁。

平生最不爱采访上节目的樊锦诗,破天荒地参加了《朗读者》。

“老彭喜欢看你们的节目,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

这对分居19年、一生风雨同舟的老夫妻,将小我的儿女情长与敦煌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他们的爱情带着上世纪的注脚,也带着与时代无关伟大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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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的后半生,樊锦诗对大小735个洞窑,如数家珍。

随意指出哪一幅壁画,耄耋之年的她都能快速说出哪个洞窑、哪一朝代、哪种风格。

然而她对敦煌的贡献绝不仅为一腔热爱。

樊锦诗为敦煌做了两件大事:

一件让敦煌文化,扬名千秋万代;

另一件,拯救敦煌于危难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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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西部大开发,敦煌游客数量激增至20万。

十年前,每年来访人数只有1万。

某日,时任敦煌研究所院长的樊锦诗,入窑考察,即刻被呛人的香水味熏得连打喷嚏。

对比一百年前的壁画,如今的莫高窟壁画色彩消退、日渐模糊。

壁画本就不易保存,是随时间流逝不断老化的。

而游客的到访,汗味、香水味,每一次进洞空气的流动都对壁画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樊锦诗通过不断地实验,测出莫高窟适合接待的游客人数。

极限值少之又少,远不能满足游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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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禁止游客参访,将这份全人类的瑰宝束之高阁,则显得过于自私。

“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

65岁的樊锦诗,提出“数字敦煌”的大胆设想。

为全莫高窟的洞窑、壁画、彩塑建立数字档案。

这份设想经过了5年的研讨,反复论证才着手建设。

30个经典洞窑、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化内容,在“数字敦煌”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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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体验全景漫游,甚至还有全息投影观看整个石窟。

此外,莫高窟的外围加固、风沙治理都得到了落实。

这一切数字化的改变,都全凭古稀之年的樊锦诗,竭尽全力在推动。

如此,色彩绚丽的壁画最美容颜,将在人间永驻。

在保障足够多人欣赏到敦煌文化时,壁画的消亡,也得以延缓。

樊锦诗曾说: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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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原本是内向、柔弱的性格。

在敦煌一年后,彭金章前去看望她,便深觉眼前的爱人在大漠中洗练出前所未见的坚韧、果敢。

以前樊锦诗行事怯懦、不爱与人争辩。

上台发言支支吾吾半天,啥也说不出来,合照也经常站角落。

然而现在她雷厉风行,说一不二。

“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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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的个性,让她在商业化洪流中第二次挽救了敦煌。

彼时,敦煌方面有意对莫高窟进行商业开发,甚至提出了上市打算。

有意将莫高窟变成地方的摇钱树。

一旦将文物牵扯入利益纠葛,不计成本的壁画保护将难以为继。

樊锦诗反应迅速,坚决反对这一方案。

于是她率领同事,北京、兰州两头跑。

堂堂研究所院长,为了省钱只住20钱的招待所。

一次次与人争辩,一次次高谈阔论,讲解敦煌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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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曾说,敦煌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的唯一交汇。

这颗深埋大漠的遗珠,在风沙中沉默了千百年后,只有樊锦诗看到了它的重要。

甚至愿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地奔走呼告。

终于,莫高窟商业化的脚步停止了。

樊锦诗才放下心来。

“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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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不是男性的专属,也不是有钱有地位才能选择的专业,它和其他冷门专业一样,承托着一个个单纯炙热的梦想,也承托着一国文明传承之希望。

数年前,樊锦诗在上海与双胞胎姐姐会面。

姐妹二人站在一起,姐姐似比她要年轻许多。

当时,樊锦诗身着素衣,明眉皓目已满是风沙吹过的沧桑。

“心里可有心酸不平?”

“无怨无悔。”

唯望多年后,钟芳蓉回望今日种种,也能落言:“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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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敦煌的今天离不开樊锦诗的倾力保护,而这些都多亏了她当年看似愚钝的决定。

前辈的气度和才情,影响了考古女孩钟芳蓉。

在越来越多的人精致利己之际,还有一个孩子愿意抱朴守拙之心守护中华文明,难道这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好事吗?

幸而半个考古圈力挺钟荣芳,纷纷发来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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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博物馆更是大方赠礼,集体呵护这株考古界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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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女孩不配读考古系?她第一个不服

樊锦诗先生扎根大漠保护文物,鞠躬尽瘁,致力一生,给后人留下了完好的敦煌壁画。

而她的背后,也站着许许多多像钟芳蓉这样被激励着的后辈。他们心怀热望,随时奔赴保护文物的前线。

这就是最动人的后浪与前浪的故事。

工作不分贵贱,专业不分冷门热门。我们不该把世俗的想法,强加于一个追梦的孩子身上。

如果樊锦诗的考古之路开始于现在,是不是也会有很多人劝她,太苦了,没前途,不要去呢。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当年柔弱的樊锦诗,和今日坚决的钟芳蓉,一样勇敢,一样坚定。

我们的文明之所以灿烂缤纷,是因为他们不选择平庸。


(作者:人类调研所  编辑:欣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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