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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党争 为何在宋朝没有性命之忧而在明朝则是非生即死

时间:2019年02月01日信息来源:一点资讯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党争,是古代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孔子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历史告诉我们,党争并不是小人的“专利”,君子也会党争。在这一点上,宋代和明代给了我们两种截然不同的“示范”。

宋朝:“废法不废人”

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要属“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公元1043年,距离北宋开国已近90年,此时已经历过对辽化和西夏数次战争的北宋,国力消耗严重;而且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可谓“内忧外患”。

此时,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后,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史称“庆历新政”。

同为党争 为何在宋朝没有性命之忧而在明朝则是非生即死

图1 范仲淹(989年-1052年)

由于新政直击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党争”的种子在一开始就被种下,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但同为“改革派”的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最终夏竦未能如愿。就此,夏竦彻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随着新政的推进,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斗争也日趋激烈: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多非其才”;做为反击,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两位大臣,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以示对同僚的支持。在这之后,党争进一步“升级”: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伊、霍之事”。这个“杀人诛心”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出朝巡边。

持续不断的党争,使得变法无疾而终: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庆历四年),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远离朝廷。在这之后不久,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庆历新政”就此落幕。

同为党争 为何在宋朝没有性命之忧而在明朝则是非生即死

图2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与“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党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站队”,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变法派”一开始便占据上峰。

随着新法的推进,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拒绝答复,前者就自请出朝;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纯仁也坚决辞职;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司马光上书无果,主动要求到洛阳修《资治通鉴》;苏轼、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结果苏辙被贬河南,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可以说,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

同为党争 为何在宋朝没有性命之忧而在明朝则是非生即死

图3 司马光(1019年-1086年)

明朝:“身与名俱灭”

有明一代,“党争”可以说贯穿始终。

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故明朝建立后,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围绕其中的核心人物、韩国公李善长,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

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两重身份,在开国后,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在他之后,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在他们先后掌权的十几年中,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如同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因其为浙东人,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并不算差,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在封功臣时其只被封为诚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

同为党争 为何在宋朝没有性命之忧而在明朝则是非生即死

图4 胡惟庸(?—1380年)

由于李善长的挑拨,仅仅在洪武四年,刘伯温就告老还乡,自此远离官场。但这还没结束: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刘伯温征询丞相人选时,后者没有为李善长说好话,由是李善长记恨在心,之后借故革掉了刘的俸禄。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刘伯温不久便忧愤成疾,而此时淮人集团的胡惟庸借机派医生为其诊治,但蹊跷的是,刘伯温在此后一个月便病故了。由此可见,即便远离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过自己的敌人。

到明代中期的嘉靖、万历二朝,“党争”正式登场。先是嘉靖时,以内阁首辅严嵩为首的“严党”和以内阁成员徐阶、高拱为代表的“清流”之间的争斗:当时严嵩结党营私、大肆贪污,“清流”官员借此不断攻击“严党”。而严嵩也没闲着,他利用权势,先后罗织罪名杀害“清流”领袖夏言、仇鸾。在严嵩掌权的二十余年里,“清流”对其的攻击也从未停止:沈炼、杨继盛等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罪状,但都未能成功,反遭严嵩陷害致死。

同为党争 为何在宋朝没有性命之忧而在明朝则是非生即死

图5 严嵩(1480年-1567年)

明末,“党争”之势达到顶峰。先是在万历皇帝立太子的问题上,浙人出身的“浙党”官员顺从万历的想法,而著名的“东林党”官员上书反对;对此,其他党派又群起攻击“东林党”。由此,在围绕太子人选的问题上,各派官员争斗长达20余年之久。

明熹宗时,“党争”又演化为“内朝”和“外朝”之争。因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得以参预机要,又提督东厂,能任意罗织罪名、掌握官员生杀大权,故围绕其身边迅速形成了一个集团,东林党人称之为“阉党”。因魏忠贤得熹宗信任,故其在朝廷内外权势滔天、为所欲为,对其趋炎附势者络绎不绝,甚至称其为“九千岁”。见“阉党”专权,败坏朝纲,东林党人开始激烈攻击魏氏一党:左都副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被诬下狱,后受尽酷刑惨死狱中;其余东林党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对魏氏专权而被下狱折磨致死。至此,“东林党”势力大为受挫,“阉党”遍布朝廷,直到崇祯时才覆灭。

纵观宋、明两朝的党争,前者多为纯政见之争(如变法派和保守派),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去官(远离中枢);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失败者几乎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同为党争 为何在宋朝没有性命之忧而在明朝则是非生即死

图6 魏忠贤(1568年-1627年)

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这就要说到两朝的立国之本了。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及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并不会被施以刑罚。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方到地方,远离朝政。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而明朝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而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自己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受牵连被杀的官员达四万余人;朱棣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同为党争 为何在宋朝没有性命之忧而在明朝则是非生即死

图7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其次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北宋时,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且由于国都在开封,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范仲淹为苏州人,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寇准为陕西渭南人,韩琦为河南安阳人。

到明代,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自此,“金榜题名”者几乎无一例外来自于这个区域:如历任首辅的严嵩(江西新余人)、徐阶(今上海松江人)、张居正(湖北荆州人),其中明末影响最大的“东林党”、“浙党”、“昆党”更是集中于苏锡常地区。这使得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更容易相互认可,进而抱团结党,共同进退。

文:爱影

参考文献:《明史》《宋史》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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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历史大学堂  编辑:欣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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