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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从故事看时代的转变

时间:2020年09月14日信息来源:欣文网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孙甘露:从故事看时代的转变

讲故事在今天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今天我的题目是“从故事看时代的转变”,在开始之前我有一个小问题,在座的各位昨天晚上有哪一位读小说了?有两位。看来时代确实是转变了,人们好像不再依赖于故事书了,这可是我们每个人童年的时候,在座的各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都会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还是从小说来开始讲。我们不是去讲那些形式各异的故事、小说和叙事文体,我们从一个比较基本的角度去看。大家可能都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引进的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是一位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这部具有巨大影响的著作,而是他曾经写过的一篇短篇小说。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位父亲,他晚年得子,生了一个女儿,他非常非常疼爱,他是一个非常穷苦的人。但不幸的是,这个小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小女儿去世之后父亲真是太悲痛了,我想在座的各位都能够想象,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他在想,这个女儿那么漂亮,那么可爱,怎么就死掉了呢?完全不能接受。想来想去,他想,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上帝召唤了她,不然他没法面对这件事情。然后他就用了一部小车推着他的女儿走街串巷,干什么呢?他去见教皇,他希望教皇追认他的女儿为圣徒,不然他没法接受。你想,一个贫苦的人推着小车,在乡间或小城镇到处游走,想要去见教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今天我说我想见见“某人”,我们的最高长官,这也是难以想象的。他一生都在做这一件事,一直到死,当然他也没有见到教皇。但是这个父亲死后被教会封为了圣徒。


孙甘露:从故事看时代的转变


这个故事的含义是什么呢?这好像是在隐喻写作,你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所谓的目标,而你最终所达成的目标,是你对此目标追寻的过程所构成,所定义的。而写作确实也是消化痛苦的方式。这类解释就是从传统的讲故事的方法延续下来,其实我是很不愿意用简化的方式讲故事的,像美国人索尔•贝娄说的,我们不要把故事简化为意见,把审美翻转为批评。大意如此。刚才这个故事好像表达了这层意思,对隐含意义的追寻,这是早期的,或者是一种传统的、经典的故事似乎包含了这么一层训诫。


还有一个故事,跟这个故事有点相仿,但是面向有点相反。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的著作里写到的,这个传说其实在很多地区都流行过,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听说过,我们现在来重温这个故事。在古巴格达,这个地方在座的各位肯定不陌生,这里有当代战争的影子。说是有一个仆人在古巴格达的市场上采购,买东西,有一天他忽然匆匆忙忙地跑回他主人的家里,主人说你怎么这样?很不成体统,这么慌张地跑来跑去。他说主人,对不起,我要走了,我不能再呆在这儿了。主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今天在市场上遇见了死神,我不能再呆在这儿了,我要走了,到一个叫萨迈拉的地方去。仆人跑掉了,主人一时半会没办法,只能自己去市场上处理杂务,买东西,他将信将疑,觉得这个仆人是不是找了什么借口不想干了,或者有什么事情跑了。结果他到市场上迎面就碰到了死神,他这样说,我还以为我那个仆人是撒谎呢,原来他说的是真的,我的仆人跑掉了,他看见你之后吓坏了,就跑了,到索马里去了。死神说,是吗?我跟他约好了今晚在索马里见的。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萨迈拉之约”。有这样一个解释,我们对命运的逃避正是我们的命运的一部分。和前面的故事有点相关,但是方向有点相反。或者说它是一种必由之路,或者说仆人对命运的解释、理解就是我们对必然性的认识是有很多误认所汇聚而成的,然后导致了最终的结果。


孙甘露:从故事看时代的转变


今天有点像故事会啊,我们把时间往后推一点,不要弄到古巴格达那么远,我们看看我们的近邻印度。好像是在去年,王晓明教授在上海大学主办过一次中印学者的对话,请了很多印度非常重要的学者、思想家,其中有南迪先生,上午的讨论一位学者讲到这么一件事,当然,他是在讲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个我非常愿意听,但是谈不了。他讲到的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因为在印度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他说有一个印度教教徒的孩子,但是他有一个玩伴同学是穆斯林,两人非常要好,经常到家里去玩,这个小朋友的母亲也非常好客,总是留他吃饭,印度教的小孩回去之后总是被父母揍一顿,因为这是他们不允许的,这个小孩就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跟这个小朋友很好,又想到他们家里去玩,做的饭菜也很可口。


穆斯林小朋友的母亲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还是来吧,每次到家里吃饭之前你先祷告,祷告之后你就变成穆斯林了,就可以在我这里吃饭了,吃完饭之后你再祷告,你就变回一个印度教教徒了,就可以顺利地回家去了,并没有做什么不合适的事情。我记得当时会议上进行了分析,他们是这样讲的,对于很多看似很剧烈的冲突,在民间,人们有一种智慧,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这种不同的信仰。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每个不同的族群其实都是在吸收,或者被吸收其它不同族群的叙述来建立自我认同,就像我们现在在讲一些其它民族、种族不同时代的故事,但是这种讲述或者这种聆听也会把这种经验、态度作为我们自我认同、自我建构的方式,把这个元素吸收进来。


仍然是印度。前两年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家,他叫奈保尔,祖籍是印度,但国籍是特立尼达•多巴哥,后来移民到英国去了。刚才我们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不同信仰关系和日常生活的智慧,他讲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曾经写过很著名的三部曲,第一部叫做《幽黯国度》。在这部书的结尾,因为他是去了英国,用英文写作,回到他的故乡看到了印度当时的情景,这个书是以游记的形式写的,他在这部书的结尾,写在离开的飞机上发生的事情。我想各位都经常坐飞机,肯定有这种经验,有些小孩哭闹,在机舱过道里跑来跑去,喧哗,有些西方乘客很恼怒,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每次坐飞机都遇到这种事情,吵死了。但是有一个人很和蔼地把这些小朋友叫过来“小朋友们,你们到外面去玩好不好?”这是在封闭的机舱里。我们可以看作这是印度和英国两种交织的历史彼此之间的一种态度,既是彼此依存,有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彼此的经验都在彼此的思想里,就像一个封闭的机舱一样,你不能想让他们离开就离开,这是令人非常纠结,也是非常困惑的。


孙甘露:从故事看时代的转变


这次王晓明教授主持的会议上有一位印度学者说,也许中国人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因为我们都有过殖民地的历史,对这个东西比较能够理解。当然,我是在这里讲故事,不是在讨论,故事的含义通常都是很开放的,我们也可以从其它不同的层面来理解。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中国和印度都可以用西方的观点来看待事物,但是在文学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中国人尽管和印度人有近似的经历,但是对于西方的思想,无论是文化的、哲学的还是经济的,对于这些事物的态度是很微妙的,有的时候他们把它看成一种异己的力量,有的时候又看成在当下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


因为我们使用的所有方法、观点和知识背景都是来源于这个西方,否则很难解释这个现实。但是在有的种族中好像这个问题并不是很严重,有一位秘鲁作家,晚年入了西班牙籍,叫做略萨,他去年应出版社的邀请来上海。我问他,是怎样看待秘鲁的文化传统对他写作的影响的,怎么看待西方文学?他说,“对于我来说,西方文学不是个问题。”他认为这就是他精神中的一部分,认为这是一种精神来源,也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他们是用西班牙文写作的,但是在中国就有所不同。


这里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涉及到经验、感情和立场的问题,同样是在印度,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他早年因为写过一部小说,被伊朗穆斯林追杀,甚至要悬赏100万,这个悬赏一直持续了很多年,说是要取他的人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日本的译者在日本出版了这本书的日文版,后来这个译者被杀了,现在有台湾的繁体字版,在大陆没有出版,这位作家就因为这本书很多年来一直处于英国警方的保护之下,不敢出来见人,很多人声援他也有很多人讨伐他。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想象祖国》,他去国多年回到孟买,小时候住的地方已经完全变了,就像我们这里的拆迁。这不是该不该,也不是经济发展得怎么样的问题。他写道:“肉体的感觉中断了”。


东方人到了西方以后,这种都会经验在乡村里是不会发生的,刚才提到的奈保尔也写过,英国人会有什么问题呢?早上到公司或者学校里去,你在走廊里遇见一个十分钟前遇见、打过招呼的人,这个时候你再次遇见他,你是不是还要跟他打招呼?你怎么打招呼?你也不能装作看不见,走廊里就你们两个人,但是你早上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这种问题在乡村里几乎是不存在的。他觉得无法被英国文化所接纳,也无法进入英国文化,这是东方人在西方所产生的一种几乎是感官的,文化上的冲突。


孙甘露:从故事看时代的转变


刚才我们说到“肉体的感觉”,如何建立我们和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英国人是一种方式,美国人是另外一种方式。有一位美国作家叫做雷蒙德•卡佛,一生贫困,他的父亲也很贫困,他有一篇文章叫做《父亲》。其中有一个细节,因为成年以后离开了家庭,有一次他不在家,母亲打电话来是妻子接的,一接电话把妻子吓了一跳,因为他母亲说“雷蒙德死了”,其实他母亲是说他父亲死了,但他妻子以为是说他死了,因为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雷蒙德”。故事的后面有一个呼应,非常妙,在葬礼结束之后朋友都出了教堂,彼此之间在安慰,在说话,他说我隐隐约约听周围的人在讲“雷蒙德、雷蒙德”,他说“我知道他们是在说我父亲,但是在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是在说我”,就是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在一个不经意间,他和父亲达成了和解,意识到了作为儿子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像在座的各位一样,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当然也有你们和你们子女之间的关系,都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奈保尔写过一本书《作家看人》,中间讲到他和父亲的关系。他父亲也曾有当作家的梦想,写过很多短篇小说,但是非常不成功。不成功有很多原因,在奈保尔看来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父亲一直不知道怎么来表达自己的这种痛苦,不像在其它的传统中,有一种传统可以讲述自己的痛苦,就像黑人的诗歌经典中有一种“诉苦的传统”,比如布鲁斯音乐。可以谈论他们的痛苦,这并不是一种耻辱,在别的文化中这是忌讳的,你讲这个事情是丢人的。所以他父亲不知道怎么来讲,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看待故事的讲述方式,或者看故事讲了什么,其实是受到这个传统文化的约束,这个约束也影响了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在某些场合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些东西是被遮蔽起来的。


现在大家已经不太看故事书了,在古时候因为教育、传播的原因,在乡间有很多瓦舍勾栏间的说书人,就像我们看中国的古典小说一样,故事中都含有一些道德训诫,甚至固化为章节前的题诗,故事本身也包含了劝人向善的意义,这些寓意通过故事的方式来传播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转变,今天的故事的有些含义逐渐失去了,简单说,因为今天获得资讯、获得知识,获得看法和认识的通道改变了,有很多通道,所以故事并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通道。今天的故事甚至是试图建立另外一种规范,把传统的道德也好、规范也好、方式也好,他们是在质疑这个东西。所以在今天,故事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面貌,试图寻找和这个时代吻合的方式。


孙甘露:从故事看时代的转变


这里有两个故事,第一个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我有一次在上海见过这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古希腊的拳击手,你就觉得哲学是一种身体的运动,讲起话来的方式很有意思。他讲过在集权国家里可以看作是一个黑色笑话,他们国家分裂以后造成了很多冲突,有时候晚上是实行宵禁的。有一天夜里两个士兵在街上巡逻,远远地就看见有一个人沿着对面街角很匆忙地在赶路,其中有一个士兵端起枪,一枪就把他撂倒了。边上的士兵就说,现在还不到12点,还差一刻钟呢,你怎么就把他打死了?这个士兵说,这个人我认识,他住得很远,一刻钟肯定回不了家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行为理解为一种预设,由冷战时期而来的意识形态,使这个故事显得非常复杂,总结起来不是那么好解释的。


再用一个故事作为今天这个故事会的结束,罗岗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过齐泽克的另一个故事,齐泽克在最近的进军华尔街行动的演讲中又说过这个故事。前东德有一个工人说在西伯利亚找到了一份工作,跟他的朋友约定去了之后给你写信,如果我用蓝墨水写,那我说的全部都是真话,如果我用红墨水写那就都是假话。然后他就去了,过了一段时间给朋友写了第一封信,是用蓝墨水写的。说这里太好了,天气也好,空气也好,食品供应非常丰富,还有那么多姑娘很热情,等待着我们去爱她们,是非常美妙的地方,但只有一点,买不到红墨水。这个故事跟我们刚开始讲的故事相比,寓意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不是那么好理解。这个故事不仅仅在于讽刺审查制度,它比表面看上去的更加微妙一些。当然,这个故事的含义就留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来解释。


(根据2011年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年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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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甘露  编辑:欣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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