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多少岁退休？

在小说和影视剧里，古人的生活看起来跟现代人的几乎完全不同，但其实并非如此，那些困扰我们现代人的事情，在古人那里同样存在，只不过它们太过日常，而没有被留心罢了。

《古代人的衣食住行2》一书中，就记录了古人的琐碎日常，例如古人一周要上六天班，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六点，可称之为“666”工作制，和当今的996也没什么本质区别；例如古人平均退休年龄居然比现代人还晚；例如除了个别朝代，其他时候古代的房价都不低……如此看来，我们的烦恼古人一个也没少，想穿越回古代的朋友们得做好心理准备了，看来哪里都不是那么好混的啊。

本文摘选自《古代人的衣食住行2》，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古代什么人在上班。“上班”一词源于古人上朝。“班”最初的意思是排列，后来成为衡量队列数目的量词。官员们上朝分成“文班”和“武班”，排成不同队列，“上班”一词就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明清时期，上班多指到官府工作，如清代小说《济公全传》里就有“昨天我在衙门上班”的说法。

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耕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非常普遍。大部分人是个体务农，没有上班的机会。古代有资格上班的人，多是官员和衙门里的胥吏衙役，另外还有奴婢和工匠。

知道了哪些人在上班，接下来咱们首先以古代官员为例，来考察一下古人的上班时间。《诗经·鸡鸣》里曾用“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来描写周朝官员上班的状态。意思是说，公鸡打鸣时，官员就已经在朝堂上站好了；东方阳光普照时，朝堂上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这么来看，周朝官员的上班时间完全取决于公鸡几点打鸣，要看公鸡的心情。

今天的打工人为了能多睡会儿懒觉，上班往往会踩点到达，但一定不能迟到，因为需要打卡签到。古代官员上班也要“打卡”，明朝《官箴集要·卯酉》记载官吏衙役等要“每日侵（清）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每天卯时，人们就要在签到簿上“画卯”签到，这一环节又称“点卯”。我小时候常听爷爷上班前说“到单位点卯去”，当时还纳闷“点卯”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这是上班签到的意思，这个说法其实来源于古代的上朝制度。

卯时是早上五点到七点，咱们取个中间值，按照六点算。从“至暮画酉”可知，古人是在酉时下班。酉时是晚上五点到七点，咱们还取中间值，按照晚上六点算。这样算下来，明朝官员大概早上六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十二小时。

那么，古代官员一周工作几天呢？汉朝官员每五天一休息；唐朝官员每十天一休息；宋朝乱七八糟的假期加起来一年有一百多天，官员平均上两天班就休息一天；元明清三朝的假期就少得可怜了，毕竟是皇权专制的巅峰时代，官员们要“不待扬鞭自奋蹄”。平均算下来，古代官员差不多一周要上六天班，再加上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六点，可称之为“666”工作制，同今天的“996”工作制简直如出一辙。

古人上班迟到或旷工也会被扣工资吗？当然，而且更严格。《唐会要》记载，在唐肃宗时期，“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元初著名画家赵孟頫任职兵部郎中时，因为上班迟到，差点被长官打了板子。明朝皇帝也喜欢打板子，这种处罚被称为“廷杖”，官员上朝迟到或无故缺席就会被施以廷杖之刑。魏忠贤专政的时候，有个官员上朝时怕迟到，害怕被打板子，就在紫禁城内一路狂奔，心想：只要我跑得够快，迟到就追不上我。不料，这位官员慌乱中失足掉进了御河，淹死了。这真是怕迟到怕到“殉职”。

今人不满“996”，古人对“666”也是满腹牢骚。宋朝的欧阳修在《集禧谢雨》一诗中就吐槽：“十里长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马行迟。卧听竹屋萧萧响，却忆滁州睡足时。”自己现在踩着泥泞、冒雨上班的日子，还不如以前在滁州可以睡到自然醒的日子。

除了官吏衙役外，古代的奴婢和工匠也要上班。他们的工作时长可能比一般官员还长。清朝的方苞在文章《婢音哀辞》中回忆一名叫“音”的婢女时，说她“夜四鼓卧，鸡鸣而起，率以为常”，即半夜一点到三点睡觉，早上六点又要起床干活儿，且常年如此。一天里除了睡觉时间，她基本都在干活儿，还没有节假日，可谓“247”工作制——二十四小时工作，一周上班七天，像工蜂一样每天不停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今天的打工人感叹上班太累，自嘲“上班‘996’，生病‘ICU’”。这名叫“音”的婢女由于常年劳累，积劳成疾，年仅十七岁就去世了，可谓“上班‘247’，生病就归西”。

到了近代，西方工厂制度引入，现代意义上的“上班”出现了。民国时期，上海工人的日平均工作时间为八小时至十一小时。每月具体工作天数跟行业有关，纺织业最少，平均每月工作二十天；造船业最多，平均每月工作二十八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可以每周休息一天。直到1995年，我国才实行了双休日工作制。

古代官员的退休生活怎么样？

官员阶层是古代少有的上班族，老了也会退休，古代称为“致仕”。影视剧中也常用“告老还乡”的场景来表现官员退休，例如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结尾，刘墉就骑上小毛驴告老还乡了。此外还有“乞骸骨”“请老”“告老”“悬车”“告归”“乞身”“致政”等说法，都是退休的意思。

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一般是七十岁。《礼记·王制》记载：“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后世也偶有将退休年龄提前的，如朱元璋曾经为了限制功臣集团的势力，“令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六十岁以上包括六十岁的官员可任意决定是否致仕，一定程度上将退休年龄提前到了六十岁。但古代的官员并不爱退休，毕竟“权力在手，说有就有”。既然不想退，古代官员也可以延迟退休，前提得是高官。比如，清朝三品以上的高官，如果身体允许，可以工作到七十岁，即便皓首苍颜依旧要为皇帝服务。

古代也有提前退休的官员，比如身体不好的就可以病退，如果能够病愈还可以得到复用。有的官员看不惯官场风气或仕途不顺时，也会以病退为理由离开官场。明朝后期，宦官专权，有些正直的官员主动退休归隐，理由多是身体不适。当然，这些官员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明史》记载，明武宗时的官员何瑭，不满宦官刘瑾的跋扈，拒绝行跪礼，只作揖拜见。他自知刘瑾不容自己，便上书提前退休，后来刘瑾被诛杀，他被复官起用。

古代还有一种惩罚式退休，叫作“勒令致仕”，即强制退休，一般是针对犯有过失的官员。具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考察不合格者。明清两朝有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其中京官是三年一考察，称为“京察”。京察合格者可优先得到升迁，不合格者就麻烦了。情节较轻的会降级或勒令致仕，严重的会被革职或移交司法处理。另外两种情况是被言官弹劾或失去皇帝信任的官员，也会被勒令致仕。比如清末的袁世凯，因为得罪了宣统帝溥仪的父亲，即摄政王载沣，被强制退休，理由是“足疾”，就是说他脚有毛病。

古代官员的退休待遇如何呢？首先，品级和荣誉头衔可以保留，运气好的还会在退休前被加封官职，在退休后仍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次，古代官员退休后还可以享受免役、免税的特权福利。古代多是宗族大家庭，一人为官，全家免税，这个福利的确很实在。

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退休金了。在明朝之前，官员并没有退休金。有时皇帝会恩赏个别官员退休后继续享受俸禄，但这属于特殊情况。有人考察过明朝官员的生平资料，发现享受过这种待遇的官员凤毛麟角。到了清朝，官员就有退休金了，有全俸者，有半俸者，也有无俸者。一般而言，被勒令致仕的官员没有退休金，谁让你犯错了呢？到年龄主动退休的官员，一般会享受半俸。三品以上高官能享有全俸，这属于“光荣退休”。但古代退休官员并不依靠退休金生活，因为他们往往在任时就已经在老家购买大量田产，退休后靠收租就足够生活了。

古代官员退休后都干些什么呢？古人乡土观念较重，致仕后都会回到老家的大家族中去安度晚年，并不会留在京城养老。退休后，有的人会著书立说，终日以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为乐，这是风雅的一派；有的人会放纵于声色犬马，好好释放一下当官时的压抑，这是逍遥的一派；有的人会务农种地，同瓜果蔬菜、花花草草为伴，这是投身田园的一派；有的人会回家乡办教育，主持书院，开馆授课，传授为官经验，培养下一代，这是发挥余热的一派；还有一些致仕后的官员会横行乡里，与地方官员相勾结，为害一方，这是厚颜无耻的一派。

清朝学者赵翼在其著作中就曾感慨：“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

古人的假期有多少天？

古人只有政府官员等少数群体有假期，那他们的假期有多少天呢？

先秦时期的文献有限，休假制度也无从考证。但那个时代实行世卿世禄制，官员都是世袭的，当官既是自己的工作，又是日常的生活，既然是给自己干，放假与否也就无所谓了。

汉朝时，官员每工作五天放假一天，称为“休沐”。沐，是指洗头发，也就是说，每五天放假一天让你回家洗头发，顺便探亲。《史记》记载：“每五日洗沐归谒亲。”为何汉朝把洗头发看得这么重要呢？因为汉朝官员上班是“寄宿”制，平时的吃住都在官衙里。官衙里洗头发不方便，而古人又都是长发，五天不洗就得出油，所以每五天给你放假一天，让你回家收拾干净了再回来为国家效力。这样做，也能提升政府的形象和权威。试想，如果老百姓看见的官员都是胡子拉碴，头发打绺，像叫花子一般，谁还会听你管？汉朝的休沐就如同今天的周末，这样对比的话，中国可以说是最早过周末的国家。

除了休沐假外，汉朝还有节日假。最迟在汉宣帝时，西汉已有夏至、冬至放假五日的制度，东汉继续沿袭。另据学者考证，伏日、腊日（除夕）、岁首（元旦）等时节，官员也会放假。加上休沐假，汉朝官员一年有七十多天假期。汉朝官员还有探亲假，根据汉简《二年律令》记载，官吏如果离家两千里以上，两年探家一次，每次八十天。

到了唐朝，每五天一休沐改为每十天休一天，称为“旬假”。这么说，唐朝人的假期减少了吗？并没有，虽然休沐假少了，但节日假却多了许多。唐玄宗时规定“元正（元旦）、冬至各给假七日”。这样，唐朝人比当代提前一千多年发明了“黄金周”。《唐六典》中对官员的节日假记载得非常详细，除了两个黄金周以外，寒食节连着清明节放假四天，中秋节、夏至、腊月各放假三天，像立春、立冬等重要节气各放假一天。此外还有宗教节日，比如四月初八浴佛节。据历史学家杨联陞统计，唐朝的节日假总共有五十三天，再加上平时的旬假，唐朝官员每年的假日至少能达到一百天。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生活最舒服的朝代，官员的假期不仅种类多，而且时间长。《文昌杂录》载：“官吏休假，元旦、寒食、冬至各七日；上元、夏至、中元各三日；立春、清明各一日；每月例假三日。岁共六十八日。”到宋神宗时，仅节日假就有七十六天。另外，宋朝的地方官衙，每年腊月二十就停止办公，叫作“封印”，让官员准备回家过年。那什么时候“开印”呢？只要在来年的正月二十前即可。

这样算下来，宋朝官员过年时实际能放假一个月。此外，宋朝还有很多奇葩的临时假日。比如太祖父亲腊月初七去世，就曾放了七天假。仁宗的母亲腊月初十生日，就曾放了三天假。真宗时，因传有“天书下降人间”的祥瑞之事，又将正月初三日定为“天庆节”，放假五天。有学者统计，宋朝林林总总的假期加起来有一百二十四天之多！

到了元明清三朝，中央集权进一步发展，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官员工作自然不敢放松，旬假逐渐淡化甚至一度被取消。在明朝，庶吉士尚有五日一休沐的假期。但庶吉士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他们的休假代表一定的特权。而其他官员，综观史料，未见有休沐假的记载。明朝的节日假也少得可怜，明朝《古今事务考》中记载：“国朝正旦节（元旦）放假五日，冬至三日，元宵十日。”元宵节假期后来也在明孝宗时被取消。

综合学者相关研究，明朝每年的假期也就二十天左右。最恐怖的是朱元璋时代，他自己是个工作狂，因此也不许员工休息，一年只放假三天，堪称“明卷帝”。这一说法见于历史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儿》，但我尚未找到这一说法的史料出处，姑且作一个民间传说参考吧。

纵观古代官员假期长短的变化，这不仅体现着统治者人文关怀的增减，还反映了两大历史发展趋势。第一个趋势：假期的长短伴随着专制集权的发展而变化。从汉到宋，是专制集权的发展和完善期，假期逐渐变长；明清时期，专制集权走向巅峰，假期制度越来越完善和严格，假期也就变短了。伴随着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官员假期只能越来越少。第二个趋势：假期长短变化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水平。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中华文化造极于宋朝，而古代官员的假期，也恰恰是在宋朝时最长。

古代政府如何鼓励生育？

在古代社会，无论是生产，还是缴税，抑或上战场打仗，国家都需要人。人口在古代是重要的资源，也是衡量王朝实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尺度。那么，古代政府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吗？当然有。

首先，古代鼓励大家早婚，毕竟结婚了才能生孩子，人口才能繁衍。先秦时期的《孔子家语》认为：“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男子的适婚年龄是二十岁，女子的适婚年龄是十五岁。墨子根据“先王之教”认为：“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到了岁数不结婚，那是绝对不行的！古代官方也用各种手段催促早婚早育，西汉惠帝有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女子到三十岁还不结婚，政府会征收五倍的赋税。在西汉，家里没钱还真不敢单身，敢单身的可都是真正的“单身贵族”!

古代政府还设立官方媒人，专门给单身人士介绍对象，称为“掌媒”。管子主张：掌媒撮合单身男女，只要能结婚，国家还要分配房产和土地以示鼓励。古代还有更简单直接的婚配政策。西晋法律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女孩到了十七岁不结婚，官府会给她强行介绍对象。唐太宗时，还将单身人口数量作为地方官政绩的衡量指标。光棍多了会耽误官员的升迁，官员自然会大力解决光棍问题，实实在在地做单身男女的“父母官”。

其次，婚后多生孩子有额外奖励。春秋吴越争霸，越王勾践最初战败，为了报仇雪恨，他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强国计划。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鼓励生育。为此，越国颁布了史上最有力的奖励生育政策：“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

这可谓“生育福利一条龙”政策！谁家的孕妇要分娩了，报告官府，国家会派妇产科医生前来帮助分娩。如果生的是男孩，国家奖励两壶好酒加一条狗；如果生的是女孩，国家奖励两壶好酒加一头猪；如果生了三个孩子，国家安排免费奶妈；如果生了两个孩子，国家免费供应粮食。生活在勾践时代的越国，只要你努力生孩子，完全可以衣食无忧。这一情况，很像今天某些发达国家奖励生育的政策。

另外，为了解决民间男女比例失衡造成的大量单身问题，古代官府还会下令释放奴婢回家。东汉初年，人口锐减，光武帝多次下达释放奴婢的诏令，让她们回家结婚生孩子，加速人口繁衍。

在释放女性资源这一点上，齐桓公是以身作则的典范。据《韩非子》记载：“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这个光棍世家的凄凉生活，深深地触动了齐桓公。回宫后，他将后宫中不少适龄女子都遣散回家。

总之，古代政府一直在大力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增长。直到清朝，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

在清朝前期，由于社会稳定，加之番薯、马铃薯、玉米等高产农作物的推广，还有取消人头税政策的影响，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康熙年间，人口达到了一点五亿，这已是清朝以前我国人口数量的“天花板”。到了康熙的孙子乾隆时，人口已经达到了三亿。再到乾隆的孙子道光时，人口又增加到四亿。对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来说，这样的人口数量已经不再是人口资源，而是巨大的人口压力。

所以，清朝后期不再鼓励生育，反倒有了控制人口数量的观念。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一种叫作“溺婴”的社会恶习在清朝流行开来。所谓溺婴，就是在婴儿刚出生时，将其投入水盆中溺死。溺婴现象在各个朝代都有，尤以清朝为甚。特别是在那些人口压力大的省份，溺婴现象更加普遍。

古代的房价高吗？

当下的年轻人，买房压力很大，那么古人也有如此大的购房压力吗？

由已知的史料来看，汉朝的房子很便宜，简直就是“白菜价”。《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记载了两处房价：公乘徐宗家“宅一区直（值）三千”；公乘礼忠家“宅一区万”。这里的“公乘”是汉代“二十等爵”的第八等，居延在当时是个四线小城，两个公乘所住房子价格分别是三千钱和一万钱。《九章算术》记载，汉朝一个“打工人”的年收入为“二千五百”。这样算下来，在汉朝小城市，一两年的工资就够买一套房了。汉朝大城市的房价略贵一些，像当时的新一线城市汉中，房价数万钱。即使如此，普通人打工十年也够买一套房子了。

为什么汉朝的房价这么便宜呢？一是汉朝的城市人口相对较少，城市里的人地矛盾没有那么大，房子足够住。二是汉朝实行授田制度，国家给民众免费分配土地，其中就包括宅基地。所以，汉朝人都有土地盖房子，房价只是建筑费和材料费。三是汉朝政府限制房屋买卖，如《二年律令·户律》就规定：“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意思是说，买房子只能买邻近的房子。这一规定的本意是限制民众流动，但客观上也限制了炒房行为，相当于房屋限购。

到了唐朝，房价就不那么友好了，特别是盛唐以后的大城市。韩愈在《示儿》一诗中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韩愈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今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死后被追赠为礼部尚书。一个朝廷高官，在首都买房子居然要用三十年。如果韩愈此言不虚，不仅说明唐朝首都的房价高，还说明韩愈是个清官。唐朝房价之所以高，一是因为唐朝的均田制逐渐崩溃，国家不再给民众授田盖房了，相当于没有“国家分房”政策；二是随着唐朝社会发展和城市人口增加，人员的流动性增大，人们对房屋的购买需求增强。

如果说哪个朝代的房价堪比今日之中国，那一定非宋朝莫属。北宋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城市高度发达。北宋都城汴京的发达程度，完全碾压唐朝的长安。据宋史专家包伟民估算，北宋后期汴梁市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一点二万至一点三万人。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北宋的城市住房十分紧张。《清异录》中记载了一户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情况：“四邻局塞，则半空架版，叠垛箱筥，分寝儿女。”意思是说，房舍四周位置狭窄，儿女们没地方睡觉，只好在半空中架起木板，还把箱子叠拼起来当床用。今人形容一线城市的住房状况是“蜗居”，相比而言，宋朝首都堪称“蚁居”生活了。

住房如此紧张，房价自然也是居高不下。汴京一间房子的价格都在千贯以上，按照购买力换算，合今天的上百万元。注意，这只是一间房的价格，宋朝百姓一家通常有两三间房。到了北宋末年，汴京房价更是高得惊人。苏辙晚年（宋徽宗年间）在汴京买了一所普通住宅，花了九千四百贯。学者程民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记载了当时“打工人”的收入：汴京的饭馆酒肆的杂役，一天的工钱差不多是二百文，街头商贩一天的收入也在二百文上下。照此标准计算，一个“打工人”至少需要一百二十八年不吃不喝，才能攒钱买苏辙那套住宅！这还是普通住宅，如果是豪宅大院，价格数十万贯。即便官至宰相，若想凭工资买大宅，也要穷其一生才能买到。一千年前的宋朝，其房价水平和今天的中国如此相似。

到了明朝，房价大幅回落。明朝开启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时代，银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房价皆按银两计算。在小说《金瓶梅》中，潘金莲和武大郎在县衙门前的核心地段买了一套房子，四间两层，还有两个院子，花了十几两。学者张传玺在《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中提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北京正阳门大街的一座小型四合院，两间南房、两间北房、一间厢房，卖价只要三十三两。明朝戚继光军队的军饷是每天三分银，一年收入约十两银子。这样算下来，三四年的军饷就可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了。

清朝房价则稳中上涨。根据学者邓亦兵计算：乾隆年间，北京内城一间住房的均价是三十三两银子。《红楼梦》里，袭人的月例银是二两多。这样算下来，袭人一年多的收入就可以在北京二环买一套小户型了。与今天不同，清朝北京外城的房价要高于内城。因为内城房屋价格受政府调控，不允许过高，而外城房价则由市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