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主导，重大文化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

汤一介先生最先提出倡议后，得到了张岱年、季羡林、饶宗颐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2002年11月，北京大学《儒藏》学术研讨会第一次会议召开。2003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儒藏》工程指导委员会和编纂工作小组。同年12月，以汤一介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教育部立项。季羡林先生任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四位先生任总编纂。2004年6月，北京大学设立《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汤一介先生与几位总编纂广泛团结海内外学界同仁，认真组织，合理分工，联合进行攻关。至此，《儒藏》工程步入正轨。

 ▲《儒藏》
“精华编”总编纂在北京大学治贝子园内合影（从左至右：孙钦善教授、庞朴教授、汤一介教授、安平秋教授） 

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注解，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大文库绝非易事。一套系统、权威、便于使用的儒学资料汇编不仅具有学术上的实用价值，对当今和后世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汤一介先生曾说：“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根源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编纂《儒藏》，就是对我们民族文化根源的梳理和再认识。”汤一介先生谢世后，接替主持《儒藏》工作的王博教授也曾指出，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考察时，曾与汤一介教授促膝交谈。汤一介介绍了编纂大型儒学丛书《儒藏》的情况，习近平问他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赞扬他为传承中华文明做了一件贡献非常大的事情。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汤一介先生所秉持的祖训，也成了《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同仁们的共识。在所有参与人员历时20年的共同努力下，《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全部整理出版完成。至此，《儒藏》工程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一批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儒家文献得以系统整理，一个崭新的儒学文献体系初具规模。

 ▲《儒藏》“精华编”及相关研究成果 

所谓“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浩大的《儒藏》工程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从前人留下的浩瀚儒家文献中选取出最有影响力的约500种书，形成《儒藏》“精华编”的目录。

接下来，《儒藏》中心的同仁们就面临着一个重要选择：影印出版，还是校点出版？

所谓影印出版，就是用类似于“复印”“扫描”的方式整理呈现相关典籍的原本状态；而所谓校点出版，即是要把竹简、古书上的文字电子化之后重新排版印刷。不言而喻，后者更便于读者研读和利用，更有利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但要想保持精确度，其难度将数倍于前者。面临这个选择，《儒藏》团队内部也曾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最终在汤一介先生的主持之下，大家决定迎难而上——采取校点排印出版。

有了选目、确定了路线，接下来就是要组织编纂力量了。按照典籍的类型，《儒藏》确定了经部易类、史部传记类、子部儒学类等若干部类，《儒藏》中心与全国几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聘请了40多位部类主编，并根据需要校点典籍的特点，招募了400多位校点人员参与到项目之中。

《儒藏》编纂实质上是一项古籍整理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古籍整理的流程来做，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选择正确的底本和校本。为此，《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广泛参考各种古籍目录，调查海内外馆藏，围绕“精华编”选目制作了版本信息资料库，并将其提供给校点者参考。校点者在《儒藏》中心的组织协调下，走访各大图书馆，通过大量版本实物的调查，比勘各本篇卷编次、文本体例、版刻形式及文字异同，以确定各本关系，归纳所属体系，梳理版刻源流，并在部类主编和审稿专家的协助下，争取为每一种书都选取到内容完足、精确率高的善本为底本、有代表性有校勘价值的版本为校本。

繁多的文献，庞大的编纂队伍，如何能够让校点质量得到保障？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把这看作头等大事。《儒藏》首席总编纂季羡林先生在项目启动之初就曾说过：“《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

为了统一体例、规范校点、保障质量，《儒藏》中心不但制定了“精华编”《凡例》《编纂条例及补充说明》《校点细则》等具体的编纂体例，同时还建立了一系列严密的工作流程和审稿制度。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儒藏》中心创造并实施“责任编委制度”。

所谓责任编委制度，就是把《儒藏》“精华编”以书和册为单位，分在责任编委老师手中。责任编委是《儒藏》中心的研究人员，均具有古典文献或古代哲学的学科背景。责任编委老师从交稿之日起，至出版之日终，负责某一种或一册稿子所有环节流转中的把关工作，也就是说，让某一种书稿都责任到人。

如果把《儒藏》编纂工作的流程比喻成一条河流，那么，校点者校点、部类主编审稿就是上游；《儒藏》中心收到校点稿后，组织专家审稿，除了统一为《儒藏》的体例，还要尽最大努力消灭错误，将稿件修改到“齐、清、定”的标准，发往出版社，这就是中游；出版社收到定稿后，稿件进入编校环节，走三审三校的流程，形成三校样，这是下游。

按照常规的流程，走完“下游”的三校样就已经可以付梓印刷了。但为了保障质量，《儒藏》中心还加了一个“额外”的质量检查环节，即对即将出版的内容再行检查。一旦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二，那么就要由责任编委负责修改全稿。总编纂孙钦善教授经常用《诗经·小旻》中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儒藏》同仁从事编纂工作所秉持的敬畏心，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高瑞杰老师在读书时，曾经参与《仪礼》复原项目，《仪礼正义》是必备读物。先前，他们打印了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仪礼正义》，发现“字小又没有校勘、点校”，用起来颇为不便。《儒藏》“精华编”的出版按照成熟一册出版一册的方式进行。就在高瑞杰感到一筹莫展之时，《儒藏》的《仪礼正义》出版了。精确的文本、准确的校点、典雅的装帧无不让高瑞杰眼前一亮。

《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的编纂完成与顺利出版，凝结着来自全国几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部类主编、近400位校点者的智慧，凝结着北京大学出版社从社长、总编到编辑们的汗水，更凝结着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老中青三代学者二十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努力和付出。

在全体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儒藏》“精华编”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其中收录的文献，有将近半数是首次校点整理，该部分书稿校点成果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空白，价值不言而喻。其他已有整理本的儒家文献，“精华编”大都在底本校本选择、校勘、标点等方面力争超越，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有价值的文本依据。经过严谨规范整理的《儒藏》“精华编”，必将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和欢迎，助力儒学发挥其应有的巨大影响力，成为学术领域高耸的标杆。

不久前，《儒藏》“精华编”正式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标志着《儒藏》作为一项学术研究领域的“基础设施”将发挥更大的公共服务作用。《儒藏》将得到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利用，更大地彰显其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普及。

饶宗颐先生生前对《儒藏》工程十分关心，他在得知《儒藏》工程立项时曾欣然提笔题写贺联：“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汤一介先生解释说：“‘协太和’，就是要帮助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帮助世界建设和谐世界”。如今，随着《儒藏》“精华编”入藏国家图书馆，饶宗颐先生的贺联便有了更多的意涵。

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

以《儒藏》编纂为契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共同整理和思考儒学传统，藉此加强相互间的理解与尊重。

 ▲2008年9月29日汤一介先生在韩国成均馆大学演讲 

历史上，儒家思想辐射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典籍解释传统。如今，《儒藏》的编纂再次将东亚文化圈勾连起来。“精华编”韩国之部由韩国著名儒学学者梁承武先生主编，参加人员来自29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日本之部由日本著名汉学家户川芳郎先生主编，14所高校的学者参与其中。越南之部由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教授阮金山先生主编，由河内国家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承担。《儒藏》的编纂把各国学者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国际学术共同体，促进了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用文化的纽带连接起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回看《儒藏》“精华编”的二十余年，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是整个工程的枢纽，起到了发动、统筹、把控质量的作用。《儒藏》“精华编”执行总编纂魏常海教授总结说：“成立《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给整体的《儒藏》编纂设了一个基地。《儒藏》中心的这些人，真的是坚持不懈、艰苦卓绝奋斗过来的，才有今天这个结果。”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一代代《儒藏》中心的学者们，倾尽毕生精力和所学，兀兀穷年，将岁月留给了《儒藏》。他们秉持老一辈学者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学术作风，为传承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默默奉献。

如今，全本《儒藏》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儒藏》全本计划收书3000余种（含“精华编”），约10—12亿字，将基本囊括中、韩、日、越四国历史上有价值的儒学文献。《儒藏》中心的学人整装再发，肩负着赓续五千年华夏血脉的使命和责任，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千秋伟业之路上上下求索，不畏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