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爸爸叫什么，这个问题很简单，去超市门口坐几次摇摇车就能知道。但是爸爸的大表姑叫什么、爸爸的二堂嫂叫什么、爸爸的三叔的儿子叫什么……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爸妈在旁边小声提醒，你很难自己知道答案。过年回家探亲，不知道管七大姑八大姨叫什么，不是什么新话题。只是每年春节，这个话题都要被重新摆到台面上——没错，因为今年又忘了。一年一度的年轻人“良心”大考
春节又到了。每年走亲访友，最令人尴尬的一件事，就是和亲戚们打招呼。一般来讲，情况是这样的：和亲戚大眼瞪小眼，几秒尴尬的沉默之后，听到来自亲妈的圆场：“连小舅母都不认识啊？人家小时候还抱过你呢。”仿佛生而为小孩的宿命，就是记住从生下来到现在抱过自己的每个大人。面对一群亲戚，我只想沉默的嗑瓜子 / pixabay
可是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直系血亲还算熟悉，堂表兄弟勉强认齐，三代血亲之外的，就只有沦为马冬梅的命运。马什么梅？什么冬梅？失敬失敬，原来不是马冬梅，是我三姑父啊。“亲戚称呼学”才是当代年轻人的必修课。这门学问如此精深，不仅包含在谈笑间辨认各路亲戚的绝技，还包含如何理清对方和其他亲戚的关系，以及认错人后如何化解尴尬，在“我小时候还抱过你”的审视中巧妙接话。等到春节，大大小小的家族聚餐，就是亲戚称呼学的“期末考试”：谁最先准确叫出所有亲戚长辈，谁就是家族里最孝顺的乖小孩；那些答错、跑题、抄答案的，则会收获“还是大学生呢”“怎么这么没良心啊”“现在年轻人就是冷漠”等碎碎念。身为一个年年不及格的“家族差生”，今年，我想替年轻人们说两句：乱叫亲戚不是“没良心”，而是因为我真的记不住啊。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当然知道爸爸的兄弟叫叔伯，爸爸的姐妹叫姑姑，妈妈的姐妹叫姨妈……真正认不清的，是哪张脸才是我的大伯、二叔、小姑姑。尤其是家族基因强大、堂表兄弟又一起出现时，他们长着几乎一样的脸，看起来差不多年纪，名字还都是“X字辈”，只有最后一个字不一样……就像韦斯莱家的兄弟们，家里人自己都懒得分清。过年时的家庭聚会往往是以四代人为单位组织的。只要学过指数相乘，你就不难发现，对第四代来说，“认人”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假设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都分别为三胎（在上两代这很正常），那么爷爷家聚会时，你就有2个叔伯辈亲戚；曾祖父家聚会时，就有8个爷爷辈亲戚，8个叔伯辈亲戚；四场聚会，那就是8个爷爷辈，32个叔伯……人数不亚于一个小型班集体。而一种更可怕的场景是，这些亲属之间年龄差异很大，比如最大的伯伯和最小的叔叔横跨了一代或两代人。这种家庭聚会，认人更是“困难模式”，因为你很难根据肉眼观察判断该喊对方什么——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可能是你的外甥，而满地乱爬的三岁小孩是你表姑。不要看见小孩就给红包，他可能是你七舅老爷 / pexels
如果家族里还存在跨地域联姻，那么认亲难度直接上升为双语教学——爸爸家叫“二爷”“小爷”的，妈妈家叫“伯公”“叔公”；爸爸家的“老姑”是年纪最小的姑姑，妈妈家的“老姑”却是“大姑”；甚至在北方，大爷（一声）和大爷（轻声）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亲戚……亲戚称呼学，绝对是门高深的学问。它是遗传学，是数学，是良心考验，更是人情世故。为什么中国的亲戚里有"七大姑八大姨"，英语却只有uncle、aunt和cousin？称谓当然是家庭形式的体现。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欧美这种对堂表、叔伯不加区分的称谓方式，叫作"夏威夷式"（Hawaiian type），通常都是小家庭的模式，对"家族"的概念比较模糊；而中国这种描述性的称谓，被称为"苏丹式"（Sudanese tpye）[1]。语言形成当然包含一系列复杂的演变，但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利益相关。在苏丹式亲属制里，"家族"往往是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单位，并影响着分配的方式，所以称呼才要精确，体现每一个人在家族中的不同地位。举个例子来说，在我国古代，即使是同辈，堂叔、表叔的家庭地位也完全不同，前者是本家，后者则是"外姓"或"入赘"的，在这个家庭里没有话事权。在这种语言体系下，中国人"家"的概念，通常都指一个庞大的"家族"：一户人家起码三代人，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当家。有时，这个“家”还是“族”的一部分，在有关财产分配、家族荣辱的问题上，同姓的族人也是“一家人”。在《白鹿原》的小说里，“白家”通常指白嘉轩当家做主的三代之家，但除此之外，他还是整个村子里白姓人的“族长” / 微博@电视剧白鹿原
这种“大家族”式的生活稳定地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情况逐渐改变了：家庭规模开始变小，从七八口缩减到五六口甚至三口、单户；子女婚后分家，组成独立生活的小家庭。一组数据可以清晰地体现出这一点：1947年的人口数据里，家庭户的规模是5.35人，1978年为4.66人，等到2017年，家庭已经变成了平均3.03人的"三口之家"了[2]。这背后不只是上世纪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家庭结构变化：费孝通对江村的研究里，1936年夫妻当家的“核心家庭”比例为23.7%，长辈做主的“直系家庭”占比为45.4%；等到1964年，两者比例变为44.7%、20.5%[3][4]。集体食堂代替了一家人“合灶共餐”，单位家属院代替了四合院等家宅。对年轻人来说，这意味着失去了和七姑八姨们共同生活的经验。
“结婚”意味着脱离原生家庭、组成小家，已经成为当代人共识。但你不知道的是，这种观念是现代化的新产物，历史不过二三十年。更长久、稳固的传统是，子女结婚不必然导致分家，而是等所有子女全部结婚，甚至祖父母去世后才会分家。在唐、宋、元时期，政府甚至还下达过“父母在世时子女禁止分家”的禁令[5]。到了现代，至少在1970年代以前的河北农村，依然有“结婚不分家”的传统[6]。在这种家庭里，对屋住着你的二叔二婶，偏房住着你的小叔，对门可能是你出嫁的小姑，时不时回姥姥家，还能见到你的二姨和三舅舅。这样紧密的联系下，想认不全人都难。但同时，从农业集体化改革开始，"初婚分家"的比例就在显著升高。70后出生时，就已大多生活在两代人组成的小家庭中[6]。等到80、90甚至00后出生，和“家族”的联系就更淡漠了：一出生就生活在三口之家，周末回奶奶、姥姥家时，已婚的七大姑八大姨也不在家。相比之下，爸爸的同事伯伯、妈妈的工友阿姨甚至还要更熟一点。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比从17.9%提高到了63.9%[7]。也就是说，大量的农村人口，几代以后终于定居在城市。人口迁徙的潮流主要发生在80年代。一项对“80前”和“80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比较研究发现，“80后”迁入城市的年龄从33岁下降到22岁，而且家庭规模变得更小，跨省迁移的比例也更大[8]。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特殊的“城乡家庭”形成了：父代在村务农，子代在城务工，家庭成员每年只有短暂的相聚，也就是过年期间[9]。这种家庭里出生的小孩，往往是这样的：从小在城市生活，父母老家在外地或周边农村，寒暑假住在奶奶家或姥姥家，而平日里七大姑八大姨也在外地读书、工作，很少见面。慢慢地，我们和这些亲戚，从朝夕相处变成了一年一见，有些甚至只有一顿饭一盏茶的相处时间，小辈之间更是没什么财产关系。所谓"温故而知新"，这门亲戚称呼学，从日日夜夜翻看，到一年突击复习一次，自然是翻开书马冬梅，合上书玛丽莲。既然叛逆，就要叛逆到底。我不仅不认识亲戚，还要反问：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认清七大姑八大姨？在传统的家庭关系里，路过往来的七大姑八大姨，是你的"家人"，你们有一部分共同财产、土地，和别人家孩子打架时，所有的兄弟叔伯都会赶来帮你。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长年生活在一起，你们有了感情，有了共同的记忆、文化，还有对这个家强烈的归属感。现在，这些东西都不复存在了，维持走亲戚风俗的，只剩下文化的惯性。即使不熟的亲戚，还是会给小孩发红包 / pexels
从四代同堂到三口之家，最先改变的是经济基础，然后是家庭结构，最后才是文化。而文化中属于"习俗"的部分，又因为代代传承，有着极其强大的惯性。在这个背景下，人口学者汪建华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论断：一般来说，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在中国，受抚幼需求、购房压力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并没有完全走向“核心化”，传统大家庭依然重要[2]。也就是说，传统的、以“族”为“家”的观念，依然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传统、习俗里。另一项田野调查里，有农民将自己和孩子的家庭戏称为 “一家两制”——平常各过各的，但我们还是一家[10]。从每家七八个孩子到80后的“一胎化”，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但我们依旧有对“大家庭”的需要。于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发生了：就算是四代、五代亲属，逢年过节也要频繁走动，让过年多一点“团聚”的味道。而对90后、00后的小辈来说，这种远亲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七大姑八大姨"——要知道，四代血亲之间都可以结婚了，是法律认定的"远亲"了。没有共同生活的基础，甚至血缘都被弱化，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些远亲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并不比一起长大的同学、朋友更多。而逢年过节的家庭聚餐，也只是一场必须要参加的饭局，而不是什么真心关怀、兄友弟恭的"亲情盛宴"。这时候还要求我一顿饭就认清所有人，多少有点强人所难了。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打招呼认人的动力，只是为了给爸妈一点面子，维持自身的乖巧形象，以及方便偷听家族八卦而已。所以年轻人啊，别听爸妈的，记不住亲戚没那么丢人。大不了，我们像流量爱豆一样，学会不停道歉就行了。[1] 田兆元. 文化人类学教程[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 汪建华. (2019). 小型化还是核心化?——新中国70年家庭结构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 14.
[3] 费孝通. (1982). 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天津社会科学(3), 5.
[4] 费孝通. (1986). 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5.
[5]黄时鉴. (1986). 通制条格(卷三). 浙江古籍出版社.
[6] 王跃生. (2011). 家庭生命周期、夫妇生命历程与家庭结构变动——以河北农村调查数据为基础的分析. 社会科学战线, 000(006), 176-190.
[7] 国家统计局. (2021). 1978-2020城镇人口普查数据.
[8]邵岑, & 张翼. (2012). "八零前"与"八零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行为比较研究. 青年研究(4), 11.
[9] 杨善华, 沈崇麟. 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M].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10] 纪芳. (2020). 城乡家庭: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民的家庭结构转型. 人口与社会, 36(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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