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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机如何泄露:中国占卜的江湖与道义

时间:2021年07月05日信息来源:文化纵横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占卜虽然在近代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愚昧迷信,但在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却始终顽固存在。本文作者认为,占卜除了对事实的判断外,还有大量的道德判定和道德说教。其道德话语不但是传统宇宙观、思维方式和知识社会学的显现,也是占卜师在实践中自然生发的自我保护和草根职业伦理。道德话语不仅对占卜起到了合理化的功能,也重塑着占卜者与顾客的伦理自我。占卜为现代性的个体伦理提供了替代性的却又不全然颠覆的解释方案,这或许是占卜在现代社会流行的一个缘由。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占卜是中国人精神世界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它以阴阳五行为公理,涵盖算命、风水、相术、起名、测字等多种推断未知、预测未来的技术方法,起转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见证世事人情。


近代以来占卜处在迷信愚昧等暗角,缺少合法地位,也不见容于主流,却是中国文化中一直顽强存在的现象。笔者田野调查发现很多占卜从业者的工作语言里经常出现道德说教的成份。预测运气好坏,往往掺杂着劝导与教诲,其道德言语则扩展至社会关系,道德评断以要求当事人履行社会角色为出发点。


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占卜语言里会有大量的道德话语和道德立场。占卜师不但告诉顾客发生了什么、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也经常在咨询中对顾客的言行做出公开的价值判断。通过做出并公布价值判定,占卜师不但揭露未知,也把事实整合进一个连贯的意义体系里。换句话说,他们理解阐述当地世界,重建社会互惠。在缺少政治集约治理的社会,占卜师的社会整合作用尤其重要,占卜师甚至被维克多·特纳比作部落道德的守卫者,失常社会关系的恢复者 。


然而当代中国的占卜与部落社会的占卜不同,中国的占卜在被广泛实践的同时又被污名化。社会地位尴尬的占卜自身需要从政治和道德上进行合理化,在公众活动中策略性地谋求发展的空间。所以当人类学家指出占卜师的种种社会作用时,中国的占卜从业者或占卜师往往需要“自觉地”把这些分析呈现在公众面前,积极地与孝道、报应、善缘等伦理话语靠拢,以提升自己职业的社会价值和公众形像。另外,中国的占卜有丰富的文本积累和哲学体系支撑。借着近年文化民族主义的东风,占卜甚至依附“国学”登堂入室。从本土性特征出发,中国占卜的研究有必要将占卜的文本和变动中的社会正当性纳入视野。


下文将首先阐述占卜师在实务中面向顾客的道德话语以维护社会关系、履行社会角色义务为优先考量标准,接着文章从占卜文本产生的社会形态、占卜的思维模式、民间信仰、性别年龄、权力关系等方面分析了道德话语形成的条件,说明道德不仅是占卜实践策略里的话语征用,同时也是占卜行业的知识体系和宇宙观里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其具体的生产机制。最后从占卜师作为实践者的角度出发,揭示道德话语对于权力关系和其职业化的影响。


本文实证材料主要来自于2012-2013年在北方三线城市L市进行的田野调查。L市历史上较贫困,近年工商业发展迅速,是新兴的东部商贸城市。该市的占卜店面可见度高,遍布大街小巷。笔者在L市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为调查提供了便利。主要调查方式为参与观察和访谈。访谈对象涵盖占卜从业者、占卜爱好者、占卜顾客等。此外在北京、廊坊、台北等地和网络上也收集有若干访谈资料。所有人名和地名均为化名。

 

 道德话语的特征

 

在L市最常见的一个占卜方法是六爻(铜钱卦),当地人称占课。占课在L市区人气最旺的一个门市,挂着城西“某某文化公司”的招牌。每日仅上午上门来咨询的顾客就可达二三十人,来客常要排队等候。该门市的主理人程老师,每日坐在办公桌后面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其办公工具只有一本万年历,一支笔,一个记录本,三枚铜钱一口盅。作为咨询类服务,程老师必须靠“说话”谋生。多数时候他面带微笑,颇有耐心的跟来客解释占卜结果,提供指导建议。门庭若市的缘由之一无疑是程老师朴实亲和的待人及语言风格,所以他展露厉色的时候显得不寻常。


笔者发现,程老师几次对顾客发脾气都是在和顾客争辩“做人”的道理上,要求顾客遵守社会角色的要求,而非追求个人权益的伸张。例如,一位年轻女性前来占卜,在汇报自己家庭遇到不利情况时流露出对父母的不满,抱怨不迭。程老师厉声说道:“不能对老的这样。俗话说‘老的无过天无过’。等你到了他们的岁数,你也会跟他们一样。告诉他们我占课的结果,过一个月情况就会变好。”在其他华人社会关于占卜的民族志文献中,有类似现象:当涉及代际关系、夫妻关系,占卜师常要求顾客在对父母和配偶提要求之前反思自己。本土占卜的道德劝诫中有鲜明的社群主义色彩。这种观点认为人在关系中达成自我,占卜师所倡导的解决之道也是儒释道所推崇的内省自查。


对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的优先考量还体现于,当占卜结果会损伤社会关系时,有些占卜师不惜隐瞒或修改真实的占卜结果。例如,当代中国社会离婚率攀升,夫妻关系的咨询成为常见占卜动机。我访问的很多占卜师本着“劝合不劝离”的原则来适当表达占卜结果。他们不鼓励个人以解除婚约来追求个人幸福,如果占卜结果显示两人不合适在一起,也只是提醒顾客注意,避免直言相告。例如,L市的陆老师认为,“对于想离婚的人,不能拆散他们的婚姻。为孩子着想,为整个家庭着想。单亲家庭的孩子总是缺少关爱。”一些占卜师也忧虑拆婚、占算胎儿性别后人工流产会让自己遭报应,关于报应后文会有相应探讨。


在占卜师的实务语言里,我们还发现夹杂着“修行”“因果”“报应”等佛教用语。相应的,L市的占卜门店里,常见佛教造像,很多占卜师自称为佛教徒。历史上僧侣阶层也曾活跃于占卜,但实际上佛教主流思想并不鼓励占卜,对“命运”有更为超越性的观点。大量民间本土佛教的信众不排斥占卜甚至可谓占卜常客。


L市的女占卜师赵老师就是一位积极的本土佛教徒。她的占卜咨询店面里垛有大量的佛经善书等由她和其他信众集资印刷分发。采访赵老师时,她正筹划在老家建一个佛堂。赵老师宣称,“研究易经的人,必须和佛学结合在一起,学会怎样度人,善待人生。”她在访谈中喜欢提及她“度人”的案例:“前两天指点了一个物流的人,带着钱要潜逃。我测卦跟他说,你最近要犯案子。卦象是小鬼偷钱。他一听就紧张了。我说你不能用金钱摆平,抓紧借钱还上。男子汉大丈夫要有担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一切都是因果的事。说了这个道理能让很多人觉悟,以善为本。”赵老师在占卜实务中认识到很多顾客的问题出在“心”上,并相信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进行佛学改造。好的心态有了,环境就变化了。相有心生,命有心造。”她常援引《了凡四训》里信佛行善而改变命数的故事来宣传佛教。比如她劝解一位前来咨询婚姻问题的妇女去看《了凡四训》的讲座碟片,去修佛。这个妇女后来告诉笔者自己“很感激赵姐的帮助”,修佛之后心态改善。


上述特征受到占卜的文本、实践基础、实践者条件以及社会心理的影响,下文将逐一解释。

 

道德话语的条件

 

 本土占卜体系有悠久的知识传承,阅读古今占卜技术的教程手册,学习世代传承的口诀等是从业的必要训练(盲人和灵媒除外)。这个文本知识体系里对“是非好歹”的判定,除了富裕、有权势等世俗标准外,深深被前现代社会的伦理纲常所浸润。因为占卜的主要经典都由前现代社会文人士子所写就。他们的思考必定受到时代、阶层、知识储备的制约。传统社会行为规范,弥散在占卜知识技术体系的判定标准、符号关系、推理原则等各个环节和细节。这套实用性的知识不单在教授技法,也制约着占卜师的“社会学想象力”。


首先,对“好命”的价值评判预设了占卜的前提,对“好命”的“关系式”定义贯穿于推理过程。好命以权势及钱财为世俗取向,受到古代社会重视知识分子官僚,轻视商人的传统影响,好命又首推贵命,以文人常有的“清”命的“格局”为贵,富人的格局虽好却不“贵”,而且属于浑浊的格局。再以女命为例,本土占卜里往往以在家庭关系中有助夫荣子贵作为女命里“好命”的标准,这样的女命必然以相对的“弱”为佳境。独立、自强等特征在女命的八字占卜里常常被当做负面的表现而加以提示。再看技术细节,占卜的逻辑推演常被总结成是“生克制化”的学问,某一个属性若强烈得有另一股力量来制服,各股势力之间达到阴阳五行平衡,“格局”理顺了方是好命。


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特别指出对“致中和”的追求,是古典精英传统和命运占卜等民间日常实践的共通点。他总结说,“中国算命的基础原理是追求个人时间与自然空间的合理配合”。具体来说,流年与个人命局冲突,平衡被破坏,构成时运不济;空间关系和谐则是所谓好风水;人体不平衡就是中医的病。和谐的社会关系是儒家伦理的至高追求,也是个人世俗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这种宇宙观浸润下生活的占卜师在追索“好命”的答案时特别注重顾客社会关系的维系与制衡。


其次,占卜技法里的符号关系是前现代社会家庭和社会伦理关系的类比象征。这个观点受惠于董向慧关于命理学的社会学专著。下面引用的命理学古典文献和说明多来自这本书。以八字为例,八字占卜术里把人的出生时间信息按照年月日时四个柱子排列,日柱的日干与其他各柱干支的关系有十种:比肩、劫财、伤官、食神、正财、偏财、正官、七杀、正印、偏印。这十个表示关系的专有名词就称为“十神”。十神和一个人的亲属及其他社会关系都有对应关系。


例如,“比肩”和“劫财”在社会关系上就代表:兄弟姐妹、同事、同学、朋友,或有合作、竞争、分歧、承担等意向的人。又如,正官代表男命的女儿、女命的丈夫,不论男女,“正官”也象征管辖这个人的官府;总之每个十神跟日常生活里个人的亲属层和社交层等都有对应。董向慧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八字的五行生克制化关系与现实生活中的伦常之间的彼此呼应:


在六亲关系图中,正财(妻子)与正印(母亲)虽然都为“吉”,但正财是克正印的。这个时候,七杀(儿子)就有用武之地了。当正财克正印的时候,如果七杀[儿子]出现,正财[妻子]就会去生七杀[儿子],七杀转而去生正印[母亲],如此一来,正财[妻子]和正印[母亲]的矛盾通过七杀[儿子]就环节了。如果将这一五行生克转化为家庭关系,其含义就是:媳妇和婆婆是一对“天敌”,而日主(算命当事人)的儿子,即日主之母的孙子是缓解两者矛盾的“解药”。七杀虽然为凶,但没有七杀,正财和正印就始终处于矛盾中。也就是说,儿子虽然对男人意味着沉重的经济压力,但没有儿子,家庭中的婆媳关系就不会牢固。


家庭伦理生活里婆婆和媳妇之间的张力成为八字占卜术里逻辑关系的具象化。再比如“君为臣纲”作为推理的模型:“岁伤日干,有祸必轻;日犯岁君,灾殃必重——若太岁克日干,谓为父怒子,其情可恕。日克岁君,如子恕父,罪不可赦也。”流年对日干,类比于父对子、君对臣的等级关系,前者克后者,虽然对命主不利,却是理所应当的制裁,没有大碍。反过来,如果日干克流年,那么因为以下犯上,断命主有劫难。


人伦、人事向占卜技法的渗透,也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再以八字为例,宋代之前,禄命好坏很少涉及人事,宋代徐子平将五行生克类象于家庭社会关系,完善了八字技法,也大大普及了八字。《三命通会·卷五·论古人立印食官财名义》这样总结到徐子平的八字体系,“……其理与人事无二,学者明于人事,斯可以言造化矣。”总之,占卜师的想象力被传统知识文本滋养,也被这些文本里的社会隐喻支配,前现代社会的一些社会规范传统在本土占卜师对顾客的判定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孝顺、女德等传统伦理色彩浓厚的说教会频繁出现在当代占卜语言里。


目前使用本土知识体系的占卜技术的占卜师多数是中年男性。他们比年轻人更熟悉传统道德准则,也更倾向于从说教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相应的,在一些更年轻的占卜从业者中,为适应顾客变动的心理需要,更为强调个体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的达成,其阅读范围也常扩展到个体心理学、心灵成长,以求捕捉顾客尤其城市中产女性当下的心理偏好。


此外,将德行与顾客的命运、占卜师的境遇结合有着深厚的民间信仰的支撑。一个调查显示超过77%的城市居民相信因果报应,人们做好事将来会有好的回报。人们一边需要占卜揭示预先被安排好的命运,一边又寄希望于以修行来改变命运的方案。相应的,占卜师也会通过“命已定、运可改”、趋吉避凶等原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样的观念,附加风水、改名之类的技术手段来应对顾客改变命运的需求。因果报应、积善改命等源自宗教的观念在民间已经有了深厚的影响,构成占卜师和顾客之间沟通的共同语言。


围绕占卜从业者,还有一套建基于“平衡对冲”的是非观在起作用:民间常见一种说法,占卜算命,尤其靠此谋财,做了泄露“天机”的事情,从业者要遭受老天爷的惩罚,所以很多算命的是伤残人士。这个说法对占卜师构成一种斧正自己行为以及开展道德说教的动力。例如在一个为写字楼办公间做风水勘探的现场,风水师小孙这样向人们解释他的风水业务与自己佛教信仰的关系,“风水一般不能随便做。最重要的是德,才能出来做。如果水平不够,要承担很多因果。我给你催财,需要背负因果。但是我会劝善,修行,把业排出去。”


德性也是准确占卜的前提,早在春秋时期就散布于孔子言论和历史记载中。一个占卜爱好者曾这样说明她对当代占卜行业的理解,道德修养、积德行善是最重要的事情。一个人能通过做好事改变命运。所以再高明的从业者也无法完全精准地预测你的命运。另一方面,一个算命先生只追求名利,他就会迷失。一个迷失的人只能产生偏见邪见。真正的大师一般人接触不到。他要么装成一个普通人,或者被精英名流围绕。现在多数算命的都太商业化了。


在这位爱好者看来,一个“真正的”占卜师,应该是私生活里也有崇高操守的人,受贪婪、商业利益驱动的占卜师不配也不能做准确预测。堕落的占卜业态是当代社会商业化的一个产物,商业气息的唯利是图污染了古老高尚的知识,洞察事实真相的能力会被道德修养所左右。另一位专研命理的当代作者陆致极总结到,即便是追求客观规律的命理学,也受制于传统思维“主体情和意的主导”的特征,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难以皆然分开。换个角度看,在处理实际技术和伦理的关系时,华人文化圈向来有以道驭术的传统。二者在道德化的文化环境里是互为前提的关系:“术”不仅载“道”,“道”还可以是“术”能否有效的前提。总之,占卜的社会功能如道德训示、社区整合、秩序恢复,脱离不了用占卜实践者的本土世界观来阐释。


德话语的影响


大量的道德话语不仅存在于纯粹的占卜对话中,也充斥在顾客与占卜师的闲谈里。在一般占卜情景中,一些谈话内容已经自动溢出占卜的业务内容进入到私人交流空间。顾客开始以被占卜的问题出发,将自己生活中更多的麻烦或不愉快倾诉给占卜师。后者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倾听者和建议者的角色。


这里占卜师以一个陌生人或熟人的身份与顾客谈论彼此的事情,例如L市城西开占卜门店的刘老师说,“很多人就喜欢来我这拉呱(方言意为聊天),说每次说完了都感到很透亮实在。”一些占卜师凭借对命理、神秘玄学的知识,从业经历所积攒的社会阅历,以及个人修养风范,被顾客抬入轻则知己重则导师的地位。尤其一些占卜师喜谈玄论佛,其涵养吸引了很多有类似爱好的回头客,家中大小事宜都要来请益。下面案例里,占卜师老杨是个脱离了单位,在乡下开中医馆的中年男人。市区的一对夫妇不但家中阳宅阴宅风水、佛教节日等都来请占卜师老杨斟酌,甚至其朋友夫妻关系闹矛盾时,也叫朋友去找他们所推崇的老杨聊天,请其开导。下文是这对夫妻的公务员朋友老柯和占卜师老杨的对话记录。


柯:年轻时我顺从我老婆,后来成了她的话我必须服从。

杨:你要是这样,你就违反了大道之理,物极必反。你太顺着她了,那你是有意攀缘造成的。不如随缘。

柯:她跟我结婚,孩子出生后我感觉很幸福,她就觉得不幸福。她说当时瞎眼了找我。

杨:当时瞎眼了也是你的命运所造。

柯:得正确引导她。什么法都试过。

杨:她利用这个平衡她自己。一肚子不满,就自己平衡。按照因果,她来这里。你没说实话。你也不可能承认这个事情。你从哪个事情上你没有说实话。虽然没有什么,但是她也说不出来,她就别处找平衡。你就认为她有问题。你也检查自己。

柯:我脾气急。

杨:你忏悔阿。你做到了,因果就解除了。

柯:冤枉的难受。

杨:你背的因果,她给你消因果的。如意的多了,你没修到那个程度,你修行不行。叫人修的好的,贪去了。你就得再回去。今生今世,你不改观点你不得自由,就怕你不干。


老柯在上述情境里一直在向同龄人老杨表达自己家庭生活中的不满情绪。占卜师老杨显然已将自我角色从同龄人成功地上升为“玄学家”,援引因果、修行等道理劝解老柯。事后老柯抱怨说“怎么被他数落一顿”,这个抱怨背后的意思是老柯一个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公务员却被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同龄人教训。但在具体的对谈情景中我们发现老柯在老杨的谈玄论佛面前找不到发难的突破口。


占卜者之所以能做出居高临下的指点姿态,是因为在占卜咨询的场景里,他们首先临时占据了一个知识技术专家权威的地位;再占据道德高地,占卜者就不仅是知识和技术专家,也是道德权威。从而一个更饱满的等级关系就在占卜者和顾客之间建立起来了。占卜师从出售日常实用技术的“师傅”,变成了交往日益稠密的心理咨询师,甚至可以在一些忠实的顾客那里上升到讨论存在与人生意义的“导师”的高度。这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可以看做是一种伦理自我的构成(ethical autopoiesis)。


另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事实与价值判断合流,客观上使得占卜在主流社会价值体系中合乎价值理性。这种言之凿凿的道德讯号能够弥补没有应验的或模棱两可的判断。占卜实际上借用了道德和宗教领域的信用来佐助事实判断,也调整着占卜对话双方的权力关系。笔者在调查期间应亲友要求为他们提供一些占卜服务时,发现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掺进一些讲理和劝说,这些举措,不仅是出于为对方福祉的考虑,也明显能增加笔者自己在做判定时的信心——“我的判断可能和事实判断有误,但讲理肯定是不错的,我在占卜中临时获得的权威地位得以维护”。通过在实然领域和应然领域之间来回往复,占卜圈定了自己的“真值”领地。


道德话语也影响着占卜的职业化。从表面上看占卜作为一个污名化的职业,需要儒佛等大传统的道德法则和规劝行为来“装点门楣”,提升职业的公共意义和社会地位。他们明确地强调自身职业对顾客日常生活的积极作用。在调查中,占卜师经常向笔者陈述自己以往的占卜案例,强调其咨询改善了顾客的社会关系、拯救了婚姻、改造了问题青少年等等。顾客对于占卜的道德话语也有所觉察,认为“这些人(占卜师)起码能劝善。”占卜师同时满足了顾客的技术期待和社会期待,道德话语使得占卜师为本身职业找到了社会性的支撑点。


信佛的占卜师赵老师平时做占卜业务和谈论佛教时都经常向人提及的一个谈资是儿子考公务员的故事。下文来自采访中她对这个故事的重述:


儿子23岁了,考的公务员。我们全家都有周易天赋。他3岁有一次盲人给算命。说他八字旺,两个极端:要么非常好要么很差,混黑社会。算命先生说这孩子不愿意学习,要好好教育,或许成大器,要不好好教育很难管教。我在人生过程中,默默关注我的孩子,注意孩子培养成一个正道上的人。他小时确实不想学习。五年制小升初确实考不上。从他大学开始我就开始用周易了。我儿子学习不好,考公务员更难。07年上大学我就开始用周易给他选学校专业,根据八字给他定位。最后给他选的公安。他学习不好,上专科。你走上社会干什么适合什么很重要的。孩子一定要学刑侦,因我儿子“煞”比较旺。毕业后考公务员,选培训班又根据五行八字报名。终于到了最后一关就是体测。我儿子体重超重30斤。所有的减肥方法都试过,就是不下来。抽脂也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做?那时离测试还有一个月,用尽了世上各种减肥方法,一直没有降低,那时面试前还有半个月。最后离测试10天,儿子不吃不喝也没有掉下来。我们就念地藏经,念经求菩萨。等到测试时,体重这项取消了,过关了!我非常感动。一想就掉眼泪。我就开始助印经书。每年七月二十九带孩子去九华山,跟他说“你去把垃圾免费打扫一遍”。这么做也是一种感恩吧。


在这段叙述中,赵老师作为母亲对孩子成长的倾心关注,和对儿子公务员职业的骄傲构成两条主线,其间穿插着对本人周易预测效果的宣传。佛教神灵在实际生活中显灵以及对奇迹的感念则深深撼动了赵老师的精神世界。一些占卜爱好者曾向我指出佛教徒注重自身德行的印象有助于扭转行业的负面社会形像,我们应该超越这种功能性的解释——占卜师其实同时以佛教道德资源辅助建设职业伦理,在佛教信仰和占卜职业实践两者之间奔走着处理人我关系与职业认同。


赵老师对外界总是强调自己通过周易来传播佛教,在网络日志中她这样总结其观念和业务系统:“八字是人生行驶的一部车,名字是人生的行驶的道路,六爻是人生的导航仪,风水品德积善修行信仰是人生命运的转折点。”赵老师将占卜作为工具、平台,将佛教作为法则道理,将修行比作改变命运路途的转折点,是一种融合了占卜的命定论和佛教超越性的命造观的民间实践。依托于佛教,能祛除占卜算命“封建迷信”“坑蒙拐骗”的职业污名,更为自己的日常职业操作注入价值感。道德说教或宗教劝诫,使占卜师成为一个主动的去改变别人的道德主体甚至权威。


天机如何泄露:中国占卜的江湖与道义

 


本文通过描述占卜从业者的言说与行动,凸显了实践者解释创造、裁制真实的能力,强调占卜从业者本身是一个伦理主体,不仅在扮演专家角色的互动中影响到了顾客的道德推演(moral reasoning),其伦理主体的达成也是一个过程性的存在。在本土世界观与思维方式、占卜污名化地位、占卜师与顾客的博弈互动的交叉作用下,占卜也是占卜师和顾客作为道德主体的动态塑造,背后浮现出一个富贵与忠孝并重的命运观念。占卜师不仅仅是命运这个封闭的必然性世界到混乱无序的生活世界之间的“摆渡人”,他们在阐释命运时,从道德判断的角度“雕刻”着自身以及顾客。


 一些研究流露出对中国道德环境恶化的担忧。阎云翔认为中国正面临社会信任的下降,慈继伟将对享乐的追逐看作文化创伤的后果。阎云翔进一步认为基于奋斗个人的伦理来自对成功的焦虑。以富贵为好命特点的本土占卜之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趋势,调查中占卜师普遍说求财咨询近年大量增长,也印证了上述结论。然而占卜的流行也增加了对所谓道德滑坡新的理解。占卜关注个人实利,即便如此,其奠定性的学理原则以各项关系达到内外相互平衡为前提,引导人们去思考他们的社会角色。


当代新自由主义式的“自我”定义认为,人作为理性、计算的生物,其道德自治是依据自我关照与自我实现的能力来衡量的。本土占卜复合的命运观破坏又支持这种自治的立场。占卜在天意、命运的脉络里承认个人能动性的局限性,以“命运不由人”的理念摘除了压在个人头上的沉重负担,同时占卜又强调人需要“为自己负责”,通过伦理修为来正命、改命,求得个人成功。占卜为现代性的个体伦理提供了替代性的却又不全然颠覆的解释方案,这或许是占卜在现代社会流行的一个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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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耕  编辑:戴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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