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子余华英：罪与罚

一、罪恶滔天终落网

余华英，1963 年出生，从 1993 年至 2003 年这十年间，她如同恶魔般在贵州省、云南省、重庆市等地流窜，伺机寻找儿童和作案时机。她通过租房等方式物色儿童，以购买零食、玩具等方式将 17 名儿童拐走贩卖。其中有 5 对是一起被拐走的兄弟或兄妹，17 名儿童来自 12 个家庭，这些家庭因此破碎。

余华英作案后快速转移儿童，到邯郸市通过中间人卖出，形成了完整的犯罪链条。在案证据显示，被拐儿童的生父生母关于孩子被拐走的陈述、被拐儿童养父养母关于收买孩子的证言、被拐儿童与生父生母的 DNA 比对鉴定、余华英拐卖 17 名儿童的供述等相互印证。

2004 年，余华英被云南省大姚县公安机关抓获，但她未如实供述真实姓名及所犯罪行，最终以化名 “张芸” 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2022 年 6 月，被拐当事人杨妞花报案，余华英在重庆市大足区被当地警方抓获。正义虽迟但到，这个作恶多端的人贩子终于落网。她的落网给了 12 个破碎家庭一丝希望，也让人们看到了法律的威严。

二、重审宣判引关注

（一）一审判决

10 月 25 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做出重审一审宣判，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余华英拐卖 17 名儿童的事实清楚，有被拐卖儿童的生父生母陈述、养父养母证言、DNA 比对鉴定、余华英供述等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其次，余华英在拐卖谌某华犯罪中虽放弃对其继续拐卖，但犯罪已既遂。再者，余华英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此外，2004 年和 2022 年两次被抓后，余华英均未主动供述犯罪事实，没有悔罪表现。最后，余华英拐卖儿童 17 名，造成 12 个家庭骨肉分离，后果特别严重，虽有坦白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二）当庭上诉

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被拐当事人杨妞花对此表示，她也将上诉，上诉不是为了要更多的钱，而是为了能够继续以原告的身份跟进案件，在余华英下次狡辩时可以继续和她在法庭上对质。杨妞花表示，看到余华英在庭审中垂头丧气、双手发抖，她感受到余华英这次是真的害怕了。但余华英没有任何道歉和认错，只是提出上诉，这让杨妞花更加坚定了继续跟进案件的决心。同时，还有其他受害家庭表示相信正义必胜，如贵州安顺女子张荣仙，她的两个儿子也被余华英拐卖，她认为证据确凿，余华英上诉也不会改变结果。

三、犯罪历程细梳理

余华英的犯罪之路令人发指，其罪恶的起点竟是贩卖自己的亲生儿子。1963 年出生的余华英，21 岁时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后生下一女。1992 年，王加文涉嫌盗窃被抓后，余华英外出打工并结识了龚显良。两人同居期间生下一个男孩，然而，这个亲生骨肉却成了他们面对生活拮据时贩卖的第一个孩子。通过中间人，他们把亲生儿子送到了河北邯郸，换得了五千元报酬，从此开启了拐卖儿童非法敛财的罪恶之旅。

从 1993 年至 1996 年期间，余华英与同伙龚显良长期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他们通过租住房屋、熟悉当地环境，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活动。二人作案八起，将 11 名儿童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中间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在他们拐卖的儿童中，有 5 对是一起被拐走的兄弟或兄妹，一个个家庭因此破碎。后经补充侦查，检方指控余华英涉嫌拐卖其他 6 名儿童，其中包括其与丈夫王加文拐卖的 2 名儿童，余华英拐卖儿童数量增至 17 人。

1995 年初冬，5 岁的杨妞花和姐姐杨桑英跟随父母从老家来到贵阳。余华英搬到了隔壁，称自己女儿年纪与妞花相仿，时常过来串门，骗取了姐妹俩的信任。一天，余华英以 “买织毛衣的签子” 为诱饵，牵着杨妞花出门，将其从贵州拐卖到千里之外的河北。

在追加起诉的四起案件中，余华英与龚显良共同实施了两起。1993 年 2 月 28 日，他们以带被害人谌江华、谌江海去游戏机室玩游戏为由，将谌家二兄弟从安顺带至贵阳，后因认为谌江华年龄较大不好卖，将其安排在贵阳的一家游戏机室打游戏，把谌江海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卖掉。1994 年 10 月 7 日，他们又趁被害人王艳龙、王能能两兄弟无人看管之机，以带两兄弟去买好吃的为由，将王家两兄弟从安顺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

另外两起案件是余华英与丈夫王加文共同实施。2002 年 2 月 21 日，王加文在云南大理李聪家的住处，趁李聪无人看管，将他带至大理下关镇新桥附近交给余华英，余华英乘坐火车将李聪带至河北省邯郸市贩卖。2003 年 12 月 8 日，王加文在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陈才勇家附近，把陈才勇拐带至昆明火车站与余华英汇合后，二人一起乘坐火车将陈才勇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卖掉。

余华英的犯罪历程充满了残忍与罪恶，给众多家庭带来了无法磨灭的伤痛。

四、被拐家庭之痛

余华英的拐卖行为，如同一把利刃，深深刺进了 12 个家庭的心脏，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罗兴珍在贵州都匀开修鞋铺 20 多年，不敢轻易搬离，只为等待被拐走的一双儿女回家。她靠捡垃圾补贴家用，身材佝偻，头发花白，一身病痛。儿子华白一直未做 DNA 鉴定，虽曾回都匀与她匆匆见一面却又离开；女儿华兰做了 DNA 鉴定却至今未相认。罗兴珍每天赚着不到 20 块钱，守着小摊，仿佛永远停留在了孩子被拐的那个下午。

陈丙连在贵州都匀的百子桥边，被余华英用冰棒骗走了 5 岁的小儿子肖正俊。儿子丢失 3 天后，陈丙连头发全白。此后二十余年，夫妻俩辗转福建、山东、广东多地寻找儿子，花光积蓄，还将儿子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却始终杳无音信。丈夫带着遗憾离世，未再见到孩子一面。

谌江海自述性格孤僻，恨人贩子也恨自己。6 岁时被余华英用一包山楂片拐走，在养父母家过得不好，想父母时只能偷偷哭。他和哥哥一同被拐，哥哥因年龄大被丢在游戏厅后在警察帮助下回家，而他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四处打工，如今虽组建了小家庭，但一起被收养的 “姐姐” 至今未能找到亲生父母。

卿素华 20 多年来经常做噩梦，梦到两个儿子被拐走。2002 年，她的儿子被余华英的丈夫王加文拐走后交给余华英贩卖至河北邯郸。她恐惧小儿子也被拐走，午夜梦回常是泪水汗水湿透枕头。

对于余华英，被拐儿童家长们态度坚决。他们不接受余华英在庭审时的歉意，认为她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家破人亡。他们希望余华英受到法律的严惩，以告慰自己多年来的痛苦和寻找孩子的艰辛。他们深知，余华英的犯罪行为给他们带来的伤害无法弥补，只有让余华英得到应有的惩罚，才能让他们心中的痛苦稍有缓解。他们也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保护孩子们的安全，让每个家庭都不再经历这样的悲剧。

五、未来走向待观望

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这使得案件的未来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从法律程序上看，此次重审一审相当于一审程序，若余华英上诉，案件将进入二审程序。

在二审程序中，法院将再次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鉴于本案的复杂性和社会关注度，二审过程必将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公诉机关需要进一步巩固证据链条，确保对余华英的指控无懈可击。另一方面，余华英及其辩护律师可能会寻找案件中的漏洞，试图为其减轻罪责。

如果余华英在上诉期内没有提出上诉，或者检察院没有抗诉，判决生效后十天内将报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省高院同意判决死刑的，作出裁定后十天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核准。死刑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还要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程序，只有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适用死刑，这个案件才开始真正发生法律效力，进入最终的执行阶段。

余华英案引发了人们对于拐卖儿童犯罪的深刻思考。首先，此类犯罪给无数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其次，案件的重审过程也体现了司法机关对于公正的不懈追求，即使在原审已判死刑的情况下，仍不放过任何遗漏的犯罪事实，以确保对罪犯的惩处公正合理，同时也为受害者及其家庭讨回公道。再者，社会各界应加强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防范和打击力度，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人贩子的惩处力度，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总之，余华英案的未来走向不仅关系到一个罪犯的命运，更关乎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无数家庭的希望。我们期待司法机关能够公正、严谨地处理此案，让正义得以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