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移出“三有名录”：生态与民生的新平衡

一、野猪之变

曾经，野猪大多栖息在山林之中，与人类的生活区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而，如今野猪数量激增，给人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对农作物而言，野猪是一大 “破坏王”。它们成群结队地闯入农田，玉米、红薯、南瓜等农作物都难以幸免。数据显示，野猪在我国迅速增加，目前已经在全国 28 个省份广泛分布，数量高达 200 万头。26 个省份已报告了因野猪引发的危害，以湖北武汉为例，2024 年 9 月，一名司机在高速上行驶时同一头突然闯入车道的野猪发生碰撞，车辆严重受损。在农村地区，野猪的泛滥让农民苦不堪言，辛苦了几个月的收成可能一晚上就被野猪毁尽。

野猪不仅对农作物造成破坏，还对人类健康和交通安全构成威胁。从健康角度看，野猪肉中含有的寄生虫较多，如猪肉绦虫、钩虫等，容易引起寄生虫感染。同时，野猪肉中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脂肪，容易导致肥胖、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此外，野猪可能携带一些病原体，如布鲁氏菌、猪瘟病毒等，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威胁。在交通方面，野猪闯入高铁线路、高速公路等交通要道，引发列车延误和交通事故，甚至造成人员伤亡。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2019 年前 9 个月，意大利因野猪穿越道路造成的交通事故，已经超过 1 万多起，造成 13 人死亡。从 2010 年至 2018 年期间，因野猪入侵道路造成的交通事故率增加了 81%。

野猪数量的激增，是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侧面反映，但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有效应对野猪带来的危害，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政策调整

（一）移出名录

2023 年 6 月起，国家林草局将野猪移出三有名录。这一举措意义重大，意味着猎捕野猪不再需要办理狩猎证，为野猪致害防控工作扫清了制度障碍。此前，由于野猪在三有名录中，猎捕受到严格限制，导致野猪数量在一些地区过度增长，对农作物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如今，这一政策调整使得地方在应对野猪致害问题上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二）联合方案

2024 年 1 月，国家林草局等 15 个部门联合印发《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该方案涵盖了多个方面的措施。在监测预警方面，指导各地开展监测工作，科学确定野生动物致害防控重点区域，以便及时发现野猪活动踪迹，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预防控制上，采取优化栖息地、推进防控设施建设等措施。例如，通过优化野猪栖息地，提高其生存环境质量，减少野猪向人类活动区域扩散的可能性；推进防控设施建设，如建设脉冲电围栏、阻隔栅栏等，有效阻止野猪入侵。分级分类开展种群调控，根据不同地区野猪数量和危害程度，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强化应急处置，当野猪致害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响应，减少损失。在补偿救助机制方面，进一步推动制定、修订补偿办法，探索致害保险机制，扩大险种范围，做好受害群众救助工作。通过保险等方式，为遭受野猪侵害的群众提供经济补偿，减轻他们的损失。在宣传引导方面，积极开展科学保护宣传、加强致害安全教育，提高公众对野猪致害问题的认识和防范意识。

（三）优化管理

国家林草局与公安部协调优化枪支弹药使用管理制度。考虑到枪猎是目前最为有效的猎捕手段，但涉及社会安全事宜需严加监管。通过与公安部合作，保障专业猎捕工作顺利开展，同时积极借鉴国外猎捕经验，拓展笼捕、网捕、围栏诱捕等多元化猎捕手段。国家林草局还加大人员密集场所、交通干线区域排查力度，安排部署各地对这些重点区域陆生野生动物致害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加强监测预警，并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主动预防，做到 “早发现，早响应，早处理”，严防野猪 “流窜作案”，尽量避免群众伤亡和财产损失。各省也积极创新主动防控措施。江西省研发野猪电子限制器设备和野猪自动猎捕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福建省将野猪防护设施列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推广修建干壕沟、金属围网、围墙等物理隔离措施，探索智能化驱赶野猪技术，安装野生动物超声波和拟声驱赶器、预警监控设备；陕西省统筹建设脉冲电围栏、阻隔栅栏、植被隔离带等隔离防护设施以及配置红外感应、影响联动影像预警设备。各省林草主管部门积极向省财政厅申请解决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补助资金，并在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工作方面取得显著进展。2023 年江西省共推出了 7 种相关保险产品，福建省在政策性保险基础上，人保财险公司设计开发了商业性野猪侵害农作物种植保险产品，浙江省率先在国内实现全省野猪致害保险全覆盖，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三、争议与思考

（一）争议焦点

国家林草局将野猪移出三有名录这一政策调整引发了广泛争议。支持者认为，这一举措可以有效控制野猪数量。野猪数量的失控已经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移除 “三有” 保护后，猎捕野猪的流程简化，能够更高效地应对野猪泛滥问题，保护农作物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例如，在一些野猪活动频繁的地区，农民的庄稼被野猪破坏得颗粒无收，通过合理猎捕可以减少野猪对农作物的损害。

然而，反对者则担忧这会破坏生态平衡。野猪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度猎杀可能会导致野猪种群数量锐减。野猪在生态系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帮助传播种子，促进森林更新，维持生态平衡。如果过度猎杀野猪，可能会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破坏食物链的平衡。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

这一政策调整也引发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不断重叠，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保障人类的利益，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野猪泛滥就对其进行赶尽杀绝，也不能对野猪带来的问题视而不见。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探索更加科学、更加人性化的野生动物管理模式。例如，一些国家通过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将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栖息地进行有效隔离，既保护了野生动物，也保障了人类的安全。又如，一些国家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将野生动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公众应该认识到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要了解野猪等野生动物可能带来的危害。只有当公众具备了较强的生态保护意识，才能更好地支持政府和专家的工作，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总之，野猪移出三有名录是一个复杂的政策调整，它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我们需要在争议中不断探索，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最佳方案。

四、未来展望

野猪移出三有名录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未来我们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科学管理野猪种群数量，平衡生态保护与人类利益，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

首先，科学研究必须持续深入。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野猪的生态习性、种群动态以及与其他物种的相互关系。通过长期的监测和研究，为制定更加精准的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卫星定位、无人机监测等，实时掌握野猪的活动范围和数量变化，以便及时调整管理措施。

其次，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虽然猎捕野猪的流程简化，但绝不能放任自流。要制定严格的猎捕标准和规范，确保猎捕活动在合法、合理、可持续的范围内进行。同时，要加大对非法猎捕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

公众也应积极参与到野猪管理中来。增强生态保护意识，不参与非法猎捕和食用野猪肉等行为。同时，可以通过志愿者活动、社区宣传等方式，提高公众对野猪问题的认识和关注，共同营造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的良好氛围。

此外，国际合作也不可或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在野猪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索出适合我国的野猪管理模式。例如，一些国家通过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基金、鼓励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等方式，有效地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总之，野猪移出三有名录为我们解决野猪致害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但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还需要政府、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科学管理、加强合作、提高意识，我们才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有效地应对野猪带来的挑战，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丽、和谐的自然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