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新娘，活在想象中的“商品”

“村子里说媒的我看不上，我喜欢的又嫌弃我是个养羊的，所以我自己开了条路子去越南娶老婆……我老婆这么年轻，已经答应给我多生几个孩子……就算离婚最起码也要分一两个小孩给我。”一位名叫Jason&美惠的博主，对着镜头袒露着自己的心路历程。

在他发布的视频中，不乏这样“真情流露”的时刻。他曾将娶老婆这件事称作“风险投资”，并时常表示自己娶越南老婆这件事是成熟思考下的决定。“我又不是个傻瓜”这句话，他曾在一段视频中提了不下三次。

从他主页标注的几个关键信息——37岁，越南老婆19岁、高1.68米，孩子两个月后出生等可以看出，他并不避讳向外界展现两人的差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他账号的流量密码。

在国内短视频平台上，像Jason这样的男性博主数不胜数，做得好的账号，粉丝数量高达百万。其中甚至不乏热心人愿意为有相似诉求的男性提供一些经验与门路。

如今，如何才能去东南亚、南亚国家讨个老婆，已成为国内很多单身男性念念不忘的出路。虽然他们也怕遇到新闻里因为娶“外国新娘”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事情，但社会压力与生育焦虑让他们不得不选择“以身试险”。

只是，这种“险”，不仅在于有可能遇上“骗婚”团伙，还在于这类婚姻关系本身就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即便它披上了男女双方各取所需的保护罩，但这段关系的成立依旧源于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与不对等的国家经济地位。

当被迫向外寻觅伴侣的男性觉得自己是没得选才做此决定时，处在这段关系中的女性，又怀着一种怎样的心境呢？

在国内短视频平台上，以“中越夫妻”“老挝女婿”为定位的男性博主不在少数。除了分享日常生活，不少人也愿意以过来人的身份讲述自己的成功经历，并为还没能成家的意向者牵线搭桥。

年轻乖巧，能多生几个孩子，提的要求不过分，是以越南新娘为代表的女性在国际婚恋市场上快速流通的三大法宝。不乏短视频男性博主基于此类特征进行创作，为自己攫取流量。当然，为了进一步刺激浏览量，他们也不介意偶尔演演戏。

“外国老婆要跑了”这件事，是不少男博主近期视频的“看点”。不管视频开头是“意外”发现对方在藏私房钱，还是偷偷收拾行李，都意在制造一种反转。

这之所以能制造一种刺激的观感，是因为如果不是为了“越南新娘”带来的“安全回报率”，很多单身男性或许不会将此视为理想的婚姻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此类视频总会提及“彩礼”问题。不光是很多博主会对此进行细心讲解，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中，也总有人向博主咨询更多的细节，以及询问是否有相识靠谱的中间人可以介绍。

在这类婚姻关系中，不管男方是否意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因素的考量都不加遮掩地被摆在了明面上，即便很多投身这场交易的男性倾向于认为自己会收获一段更单纯的情感关系。

这种由经济全球化催生的跨国结婚潮，并不是一种新现象。

像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都更早地进入了社会发展的后现代阶段——极低的生育率、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和较高的女性单身率。

与此同时，虽然这些社会经历了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但关于家庭结构和家庭义务的传统观念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一种稳定。在东亚社会，男性被视为家庭的支柱，男性能否繁衍后代不仅关乎个人尊严，还与能否传承家族血统紧密相连。

因此，自1990年代初起，这些地区越来越多的单身男性便开始在国外寻找妻子。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导致以“越南新娘”为代表的女性成为东亚男性退而求其次的配偶选择。与此同时，考虑到儒家思想在亚洲地区的深远影响，在东亚男性眼中，这些女性也是在价值观上相契合的合适伴侣。

在最开始，寻找“越南新娘”的还主要是农村地区的男性，后来，即便是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都不低的男性，也加入了这一群体。

只是，当需求不断上涨时，便有投机者意图将这种变相的剥削转变成有利可图的生意，这类跨国婚姻也开始藏匿起更多的阴暗面。

关于如何看待跨国婚姻中介的问题，在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早在1994年就颁发《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严禁成立涉外婚姻介绍机构，但巨大的需求仍催生出各类“替代品”。跨国婚姻产业链转移至短视频平台，便是一个典型。

北京冠领（深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杨帆向南风窗记者表示，1994年颁布的《通知》，主要保障的是我国妇女的合法权益，防止我国的妇女被骗出境外。目前除了这一《通知》，还没有事前的、具体的管制规范出台。

除了短视频平台应该承担起相应的安全审核义务，在杨帆看来，在目前缺乏法律规范的情况下，主要能做的，一个是婚姻登记机构加强对于涉外婚姻的登记审核；另一个是民政部门和市场监督部门，对于营利性的涉外婚姻中介机构，及时予以查处，给出行政处罚。

针对相关问题的解决之所以是紧迫的，是因为只需透过邻国的眼睛，便可以窥见这一产业链的危险性。

以“越南新娘”的主要流入地——韩国为例，韩国政府对跨国婚姻中介的管制主要基于注册制度，只要持有相关执照，任何机构都有权营业。

尽管在后续改革中，韩国政府加强了对外籍新娘的签证审核，包括对夫妻双方进行更详尽的背景调查，但这在预防欺诈性婚姻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从表面上看，受严格的移民政策和复杂的法律问题影响，跨国婚姻中介的存在为意向男女的结合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中介不光会组织相亲旅行、安排婚礼以及做文书工作，为了使外国新娘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他们甚至会为她们提供包括当地语言和文化适应的培训。

只是，对于以效率和交易完成率为导向的中介机构来说，这只是一桩特殊的商业交易。为外国新娘提供相关帮助，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使这桩交易顺畅进行的润滑油罢了。

根据韩国性别平等和家庭部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对于通过婚姻中介缔结的跨国婚姻，从第一次见面到结婚的平均时间只有5.7天。

难以置信的时间间隔不是唯一的问题，在由中介牵线的这场关系中，针对男女双方的区别对待体现在方方面面。

首先是中介费用的差别，韩国男性向婚姻经纪人支付的平均费用是1372万韩元（约合7.2万元人民币），但外国女性平均只支付了69万韩元；其次是显著的年龄差，通过经纪人的斡旋与外国人结婚的韩国男性大多在四五十岁，而外国女性大多只有20多岁；最后，在提供双方信息时，关于韩国男性客户的资料往往会被中介优化，并会根据客户需求筛选向外国女性提供的信息。

对于这些中介机构来说，它们牟利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确保自己可以成功兜售一种想象——这些第三世界的女性不仅是等待救赎的“受害者”，也是比本国女性更理想的妻子人选。

何为更理想？大概可以用几个形容词概括，即年轻、顾家、勤劳、贤惠。从根本上看，是男性对“外国新娘”的性别化想象支撑起这一特定需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这类关系的底色。

为什么明知这并非一种好选择，来自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女性还是会义无反顾地投身这场交易中呢？答案可能在于这类婚姻往往隐含着实现“向上跃升”的可能性。

虽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移民数量在快速上升，但在很多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针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移民政策都较为严苛，使得那些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女性难以通过正常的劳动渠道进入这些国家工作。

与此同时，即便她们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获得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合同，但流入国为了防止他们在该国永久定居，往往不会给予这些外籍工人与本地人同等的权利保障。

因此，在有些女性看来，婚姻移民也许是寻求更好生活的重要跳板。当然，除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境遇，她们的原生家庭也希望她们能通过定期汇款为家里提供帮助。

这并不令人意外。根据移民经济学理论，移民不仅是个人的决定，而且也被视为家庭集体决定的结果。

因此，在这类跨国婚姻关系中，尽管女性表面上看是自愿的，并且这一结合不涉及直接的暴力或欺诈行为，但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以及信息不对称，可能使得女性的“自由意志”带有某种虚假性。

通过这层虚假自由意志的掩盖，这种形式的结合与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贩卖划分了界限，但这无法掩盖这类关系的剥削性质。

只是，这种剥削不只是存在于家庭内部。

在台湾学者夏晓鹃看来，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会欢迎“外国新娘”的到来，是因为这些女性通过生育、养育子女，和提供免费的家务劳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嫁入地代际劳动力再生产危机。

还是以韩国为例。近年来，这一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已经连续三年全球排名倒数第一。

如何刺激生育率上升，是令韩国政府头疼的问题。在这种压力下，韩国也曾出台过不少让人惊掉下巴的政策。其中，韩国地方政府就因为多次为跨国婚姻提供补贴陷入舆论争议中。

在2021年4月，韩国庆尚北道闻庆市政府发布相关文件，明文鼓励已经超过结婚平均年龄的韩国务农男性“与越南留学生结婚”，以解决“人口持续老龄化和农村地区人口下降”的问题。

这一政策一经出台，便引发舆论讨伐。几名在韩的越南留学生，与公民团体一起向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提交了请愿书，控诉这一政策涉嫌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并表示“婚姻应该是双方自愿的，地方政府不应把某一特定人群作为其增加人口的手段”。

也许是因为这一事件引发了过于恶劣的舆论影响，在此之后，已有十余个地方政府取消或正在取消对跨国婚姻的支持措施。

虽然废除对跨国婚姻的补贴计划只是一小步，但这一行动至少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问题所在——人并非工具。当人与人之间难言基本的尊重时，所谓的自愿结合也只是遮羞布罢了。

编辑 | 雷志华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