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任何一个社交平台，你都能刷到类似的话：管理好情绪，是一个人的顶级自律；心态崩了，是因为你不够强大；学会松弛感，才能过好这一生。情绪好像成了一种个人技能，学不会，就是你的失败。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袁光锋的新书《照料你自己：现代情感通识课》（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8月版），要拆的正是这套话术。这本书的出发点很朴素：如果焦虑来自不确定的劳动制…

如果你去翻“二十四史”，一页一页地找，再去翻《资治通鉴》，你会发现一件奇怪的事：被后世称颂了两千年的“文景之治”，这四个字，在《史记》《汉书》里找不到，在《资治通鉴》里也找不到。司马迁写过汉文帝的节俭，写过汉景帝的平乱，但他从来没有把“文”“景”两代连在一起说，更没有给这三十几年起过一个响亮的名号。 这个发现，是历史学家王子今在新著《文景时代：西汉前期的政治…

先说一件小事。 1977 年 4 月，五十七岁的张爱玲在洛杉矶给香港的宋淇写信，讨论《色，戒》里那场戏的地理位置。她随信画了一张地图，标出平安电影院、凯司令咖啡馆、西伯利亚皮货行、绿屋夫人时装店，还有赫德路。宋淇那边也认真，回信提了建议，说刺杀那天可以把组织负责人安排在平安电影院，因为影院长廊里就有飞达咖啡馆，方便接头也方便脱身。 两个人一来一回，讨论了王佳…

这本书的第一句劝告，不是“这样运笔”，而是： 不要担心做得不够完美。要玩转色彩，享受其乐。 说这话的人叫比阿特丽斯·查利斯，是作者的外祖母，也是他的第一位美术老师。这句话被放在第一章的最前面，不是序言，不是致谢，是正文第一页。一本讲技法的书，把这句话摆在最前头，其实已经把立场交代清楚了。 作者约翰·缪尔·劳斯，美国自然学家、教育者、插画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853 年，赫尔曼·梅尔维尔三十四岁。 三年前他出过《白鲸》，卖得不好，评论界说他写疯了。他又写了《皮埃尔》，那本书被骂得更狠。他父亲留给他的是债务，不是遗产。他住在马萨诸塞州乡下的农舍里，一边种地，一边给杂志写短篇换稿费，同时还在跟出版商谈一笔关于自己海上经历的再版书——那本书后来也没谈成。 这一年 11 月和 12 月，纽约的《普特南月刊》分两期刊出一…

1963 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作者四十九岁，第一次出书。 书里有这么一段自述： 我维护过铁轨，当过列车调度员，也卖过人寿保险，当过旅行推销员，还在钢铁厂干过，打包过废纸，当过舞台布景工。我做所有这一切，只为能与环境打成一片，用人把自己弄脏，并偶尔体验那种奇妙的事件：瞥见人的心灵底层的珍珠。 这不是文学修辞。这个人真的在废纸站压了几年…

一位老警察在自己的书里写，他那些在刑侦线上干了几十年的战友，手里有超过一百本破案笔记本。想借来看的时候，对方会先小心地问一句：你要这个干什么。 “大智大勇”“雷霆出击”“罪犯克星”“英勇无畏”“舍小家为大家”，这些词他们早就听腻了。笔记本里一个都没有。有的是别的东西。 闻道接着写了一句：“而这些正是我要他们讲给我听的最宝贵的内容。” 整本《人间谜底》写的就是…

同名那篇的开头，是一个女人走进即将尘埃落定的死刑案，说自己是“证物”。 不是证人。证物。这两个字在一部悬疑小说里就是一颗钉子——证人会说话，会被质疑，会被反驳；证物不会开口，它只需要被摆上桌，让所有人围着它重新解释这个案子。这个女人一开口就把自己的位置定好了：我不是来讲故事的，我是来被翻检的。 读到结尾你才明白这两个字有多准，也才明白为什么整本书的封面是母亲…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写过很多难懂的书。《G.H.受难曲》是一个女人压死一只蟑螂后对着自己手心的白垩说话，《星辰时刻》写一个来自东北部的穷女孩在里约消失。这两本之间，夹着她最容易被读、也最容易被骂的一本—— 《学徒生涯》（1969），一个爱情故事。 一个叫洛里的年轻女人，小学教师，独自住在里约热内卢海边，在街上被一个叫乌利西斯的哲学教授搭讪。此后半年，两人约会…

先看一段“识字课文”。 “亲爱的主，请入座，并请赐福于你赐予我们的一切。”然后是爸爸的声音：可以从众多能着手的位置选中一个，固定住身体，躺椅、凳子或者钩子上都可以。因为只有疼痛，才能让那些最顽固不化的人吐露真相。舌头、乳头、眼睛，还有后脖颈。接通电流，或者拿一根带电的棍子戳、捅或者击打。电流越强，真相就像蚯蚓一样争相涌出。要是他什么都不知道呢？要是刀子足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