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与鲁迅同是浙江绍兴人。两人亦师亦友、亦有上下级关系。尽管思想上存在分歧，但两人跨越三十余年的交往，充分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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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蔡元培组织光复会时，鲁迅经朋友陶成章介绍加入，蔡元培对这个小老乡很器重。他的提掖几乎是重写了鲁迅的人生历史。
1909年鲁迅从日本归国后，谋职并不顺利。先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教员，因参与学潮反对校长夏震武，结果两败俱伤。校长辞职，鲁迅被炒了鱿鱼。这就是“木瓜之役”。
1912年初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蔡元培接任后就广纳人才，他通过许寿裳向鲁迅发出邀请：“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
这份邀请函，对于鲁迅犹如天降甘霖。鲁迅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后，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事务。尽管“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但为他提供了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
后来教育部迁往北京，教育部次长趁机网罗亲信，欲将鲁迅除名。蔡元培察觉后任命鲁迅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再次力邀鲁迅加盟。他不仅聘请鲁迅为北大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更委托其设计北大校徽。
鲁迅以“三人成众”为理念创作的校徽，将“北大”二字化作脊梁意象，既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也寄托了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这枚校徽自1917年启用至今。
蔡元培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
蔡元培聘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随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迁移北京，使得这所弥漫着陈旧气息的最高学府，开始呈现勃勃生机。为鲁迅思想成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背景，使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白话小说，得以由《新青年》面世。
两人还共同推动美育教育，蔡元培指派鲁迅在北大讲授《美术略论》。发现鲁迅喜欢抄古碑，搜集金石拓片，就将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像》《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像》《苏轼等仿像老题记》等拓片赠给他。
蔡元培对鲁迅的关照几乎到了爱屋及乌的程度，对鲁迅的弟兄也很关心。蔡元培得其弟知周作人来到北京，就聘为北大人文科教授。周建人因受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排挤，蔡元培就将周建人荐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鲁迅经济困顿之时，蔡元培成了坚实后盾。1927年鲁迅南下上海，蔡元培以”特约著述员”名义每月提供300元津贴，持续四年之久。
1933年，当鲁迅因政治压力被迫流亡时，蔡元培仍邀请其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共同呼吁人权保障。
当然有合作也有分歧。蔡元培在北大推动新文化运动，鲁迅成为重要参与者，但后来蔡元培的政治立场变化导致两人思想分歧。
1926年蔡元培出任中央监察委员后，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与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斗姿态形成鲜明对比。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批评蔡元培“气味不相投”。
尽管存在思想分歧，鲁迅对蔡元培始终很尊敬，不管当面还是书信，总是恭敬地以“先生”称之。鲁迅称为“先生”的，除了章太炎之外，就是蔡元培了。同样，蔡元培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包容和关照鲁迅。
1936年鲁迅病逝，蔡元培亲任治丧委员会主席执绋送葬，并撰写挽联“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蔡元培全力促成《鲁迅全集》的出版，并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请求送审时开放绿灯，并为这部全集写序言。序言中对鲁迅的创作和学问推崇备至。这些评价出于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之口，更让人感到其分量之重，情感之真，至今看来仍令人感动不已。
许广平对蔡元培极为崇敬，她撰文：“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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