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是上世纪久负盛名的画家，素有“东方之笔”之称，徐悲鸿说他的荷花“为国人脸上增色”。笔者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观摩张大千真迹，一睹其泼墨写意画作的风采。由感而发，写下此文。
2019年，笔者曾观摩到张大千真迹，展厅首幅作品即丈二高的《墨荷四联屏》，大开大合、气势磅礴，难以想象这是年届古稀的老者之作。
张大千（1899.5-1983.4），上世纪极负盛名的画家，素有“东方之笔”之称，徐悲鸿说他的荷花“为国人脸上增色”。张大千祖籍广东番禺，其太爷爷担任四川内江县知县，由此成了四川人。张大千少年时期即赴日本学习染织技术，长辈希望他有一门谋生之技。但张大千的兴趣在于绘画。1919年回国后短暂在上海基督教公学任教，旋即拜沪上著名书画鉴赏家李瑞清、曾熙为师，从临摹老师书画藏品开始，逐渐登堂入室。张大千日以继夜地临摹名家作品，每幅都达十数遍，最后几可乱真。随着技法日益谙熟，张大千遍游黄山、峨眉山、衡山等名山大川，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遂成名动南北的名家大师。新中国成立后，张大千离开大陆，旅居香港、巴西、美国等地。晚年由挂名弟子宋美龄安排，由美国迁居台北故宫院旁边的摩耶精舍。张大千的山水画，曾远赴英国、西班牙，甚至远达美洲展出，在欧洲展览引起的震动，晚年探索创新形成的大写意泼墨泼彩，别具一格。1981年张大千在台北仙逝，他把摩耶精舍、平生收藏和所有作品，悉数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大千的才华无可挑剔。其个性，则带有鲜明的四川“袍哥”特点。四川旧时把哥老会成员被称为“袍哥”，他们为人豁达开朗、不拘小节，对待朋友人更是义薄云天，颇有江湖侠士的风范。
张大千朋友众多，经常为了帮助朋友不珍金钱。有人形容他“富中敌国、贫无立锥”。他与政商各界名流如于右任、张群、徐悲鸿，谢幼柳、叶浅予、傅心畲等结交，态度始终不卑不亢。
历史上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褒者赞其艺术上追求不息，创新不止。贬者总结出有“造假、好色、好吃，破坏倒卖文物”四桩丑事。
造假，大抵指张大千在上海的时候，模仿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作品，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甚至还成功了骗过徐悲鸿等大家，以致他的临摹作品源源不断流向收藏市场。
好色，则指其生命中有10个女人，四任妻子，生有九个儿子七个女儿，朝鲜女子池春红为其终身未嫁。最后一任妻子徐雯波是她女儿心瑞的同学，后又在他家做女工，比他小了整整30岁，难得的是最后伴一生，直至终老。
好吃，是说他喜欢自己做菜，平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遇到有客人来时，总要显露一下自己的厨艺。不过这点倒不能说是坏毛病。
破坏倒卖文物，则说的是张大千曾将自己收藏的历史名画，出售给国外机构。
其一，敦煌莫高窟摹画。为了临摹壁画，张大千两进敦煌莫高窟。1941年，他举债5000两黄金，拉了十余车材料和绘画工具到敦煌莫高窟，率众弟子和藏族画师，临摹出大小276多幅壁画，逗留窟内时间达两年半之久，精神可嘉。
有人说张大千此举有利于宣扬和保护莫高窟文化。但也有人认为他逐利不择手段，指其在壁画上肆意涂抹、熏烤，甚至擅自揭开壁画表皮，逐层破坏原作，引起朝野大哗。
其二，对待走与留问题。解放前夕，国家对文化名流十分重视，极力争取。尽管各界极力挽留，但张大千仍然把一大家子人扔在四川，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大陆，长期客居他国。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官方和故友多次发出邀约，但其始终没有应允。1976年1月，正式申请移居台北后，两岸形势逐渐开始缓和，但他再也没有踏回故乡的土地，视为大节有过。
其三，一幅名画的处置。《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大画家顾闳中的杰作。当初宣统小皇帝随手赏赐给师傅梁鼎芳，追回后又被太监带出宫，最终散落民间。张大千花在古玩市场淘金，以重金购得此画，一直视为至宝，随身带着。
上世纪50年代，由于经济拮据，张大千将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和一套宋人画册，准备高价卖给美国。无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禁止购买中国商品。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得知有人兜售国宝后，经过多方努力，将画作以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在香港购得，现保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有人测算，如果当时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现在的比率来看，4万元几乎相当于如今的几亿元，国家对此画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张大千始终不获官方认可。上世纪上海博物馆出版被无数学人奉为必备工具书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时，近现代部分包括吴昌硕、徐悲鸿、齐白石、吴湖帆等名家，唯独没有张大千，这算不算是遗憾呢！
张大千个性狷狂、自由成性，不按艺术家标准要求，委实为难，也不符合“袍哥”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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