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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安全考虑，2022年国家发改委等4部委规划了8个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划定物理边界，推动“东数西算”工程。

设在贵阳市的贵安集群，曾以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战略眼光，赢得无数赞誉和掌声。然而当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两任局长景亚萍、马宁宇相继落马，这个以”中国数谷”为荣的省份，前景似乎灰暗起来。

从国家发改委官网可以查到，18个枢纽集群包括：京津冀枢：张家口集群；长三角枢杻：芜湖集群；粤港澳枢纽：韶关集群；贵州枢纽：贵安集群；成渝枢纽：天府集群、重庆集群；甘肃枢纽：庆阳集群；宁夏枢纽：中卫集群、内蒙枢纽：和林格尔集群。“东数西算”是继“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以后，又一个跨区域资源调配国家级重点战略工程。

众数周知，数据中心是互联网的特殊设备，主要承担网络传递、加速、展示、计算和存储数据功能。数据中心部署着成千上万台存储、传输交换设备，且常年不关机，发热量巨大。

为了保证数据中心稳定运行，需要配置饱和稳定的电力供应，以及强大的散热系统。

比如，互联网巨头微软就把部分数据中心部署在水下，既因美国海岸线附近人口密集，针对用户传输快、降低延迟。同时常年低温的海水，相当于给数据中心加上了天然冷却装置，极大简化了数据中心的散热设计，而海水温度波动小（正负5℃），对数据中心稳定有很大意义。

论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密度大，互联网发展活跃，数据中心首先应该部署在东部地区。实际上，根据工信部的统计，截止到我国“十四五”开局前确是如此，中国约60%的数据中心分布在东部沿海城市。

但是随着东部地区因土地、能源等日趋紧张，在东部大规模发展数据中心难以为继。“东数西算”工程实施以后，预计到“十四五”规则末，我国东部数据中心占比将从60%下降到50%。

贵州省曾因多山且气候多变，素有“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之称。但是贵州优势也很明显：海拔相对较高高、气温低且气候温和，年平均最高气温在18.3℃至19.6℃，夏季平均气温仅21.7℃，同时降水充沛，水资源丰富。

当数据中心要求的散热好、电价低、温度恒定的选址“黄金标准”，加上浙江省委原常委、副省长陈敏尔（现天津一把手）、北京市朝阳区原书记陈刚（现广西一把手）分别主政贵州省和贵阳市，天时地利人和，使得这片原来的“蛮荒之地”、“夜郎自大”成语发源地迎来了春天。

2013年贵州率先擎起发展数据产业大旗。从起步之初入驻企业不足1000家，到2017年8548家，2023年已建成 8.5万个标准机架，服务器 30万架。如果贵安数据集群规划的21个数据中心项目全部建成，将拥有标准机架45万架，服务器429万台，总投资达到千亿元。

贵安数据集群内不光有华为、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百度、网易、京东等国内头部企业，还包括甲骨文、谷歌、英特尔、微软、IBM、惠普、戴尔、富士康等世界知名企业。

权威数据显示，贵安数据中心集群算力保障指数为57.02，居全国十个数据中心集群之首。

接下来，重点来了。

作为贵安数据集群的主管部门，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是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操盘手，掌握着价值万亿的数据资源调配权，加上入驻企业土地、资金、电力等要素供给，给了大数据发展局主要领导极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而对比浙江、广东等地的数据管理机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局在成立之初，就存在职能边界模糊的先天缺陷。其既承担行业发展规划，又掌握具体项目审批权，甚至直接参与企业投资，形成“裁判员+运动员”的双重角色。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局首任局长马宁宇，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典型的“学者型”官员。

马宁宇36岁出任正厅级贵州团省委书记，40岁由省经信委主任转任大数据局长。任内推动“云上贵州”项目，在招标环节即暴露出利益输送问题，印证了技术项目权力变现风险。2024年8月，马宁宇在贵阳市长任上被查。

2021年11月，时任贵州科学院院长的景亚萍接替马宇宁，担任第二任局长。景亚萍作为一名女博士，拥有中共、致工党双重党籍。

作为致公党贵州省委副主委，景亚萍以调研为契机，频繁与民营科技企业建立密切联系。据贵州当地一名IT企业高管反映：“景教授的学生在省内大数据企业中层占比很高”。师生纽带成为其日后主政大数据局时的重要资源。

同时，景亚萍利用中共党员身份，担任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主要负责人，直接参与核心决策。在2017-2021年其主政期间，主导了多个省级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招标。尤其是其推动政府数据“聚通用”工程，本应打破信息孤岛，却意外创造了数据审批的寻租空间。

数据显示，2020-2024年间该局主导省级大数据项目增长320%，但同期审计覆盖率仅提升18%，监管能力与业务扩张严重失衡。

两位落马局长还具有典型的“技术官僚”特征：马宁宇有海外大数据研究背景，景亚萍是计算机学科班出身。他们在推动数字基建时展现的专业能力，成为规避监督的“技术屏障”。

比如，某区块链产业园项目招标中，技术参数设置的排他性条款，就曾以“专业要求”之名行利益输送之实。这种技术话语权对监督机制的消解，暴露了专业型干部监督的特殊难题。

据说，景亚萍还主动向企业“伸手”过。

当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围绕数据确权、流通、交易的全链条都可能异化为腐败温床。而贵州这种混合型管理模式，在缺乏有效制衡机制的情况下，极易演变为个人权力帝国。

2025年2月24日，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景亚萍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景亚萍作为正厅级官员、计算机博士，本应当利用手中资源造福桑梓、服务百姓。不料忘了初心使命，连思想都还停留在“隔墙甩砖”年代，以为没人瞧见就神不知鬼不觉。

这样的时代落伍者并不少见，一些人是某方面的技术大拿，却觉察不了时代已大步向前：大数据挟裹时代，每个人都是透明个体存在。

实际上，除了贵州省两任大数据发展局局长先后落马，大数据管理部门被查的还有不少：

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首任局长杨鹏飞，于2024年5月被查；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吴成，于2024年6月6日被查；贵州省毕节市大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唐瑜，于2024年7月31日被查；云南省数据局机关党委副处级干部田田，于2025年1月被查。

我们不必纠结大数据系统运行是否透明化、决策机制是否制衡化、监督能力是否专业化、政商关系是否清晰化等。当技术理想遭遇人性弱点，当创新激情碰撞权力欲望，我们更需要用制度的刚性，守护数字化转型的初心。

纪委监委“打虎拍绳”从来就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警示后来者，别存有侥幸心理。

“防腐药”一直在，关键看能不能按时服用。

如今，贵州大数据交易所的玻璃幕墙外墙上，“数据创造价值”的标语依然闪耀。希望它是一面镜子，照鉴每一个路过的人。

综合新浪、知乎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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