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日记本塞进了防弹背心——读普莱斯蒂亚·阿拉卡德《加沙之眼》

2023年10月6日的下午，普莱斯蒂亚·阿拉卡德坐在加沙的一家咖啡馆里，和一个朋友吃披萨、喝热巧克力，聊以后怎么办。她在塞浦路斯东地中海大学读的新媒体与新闻，毕业后回到加沙一年多，在一家营销公司做人力资源，业余写写旅行，社交账号慢慢涨粉。第二天早上，她被一连串消息吵醒——战争开始了。

这个开头我在别的书评里见过太多次，通常接下来就是"从此，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但这本《加沙之眼》里，真正让我停下来的不是这句，而是一个更小的动作：她开始每天写日记，为了不弄丢本子，把它塞进了记者防弹背心的口袋里。

一件为挡子弹而穿的衣服，被用来装一个写字的练习本。

这个画面本身就是这本书的隐喻。它讲的不是"我有多勇敢"，而是：在一个随时可能死掉的地方，人为什么还要坚持记录。

一、书名里的"眼"，是从被人看变成自己看

"加沙之眼"这个称呼不是她自封的。战事初期，外国记者进不去加沙，她穿着蓝色记者头盔和背心，在废墟、医院、难民营里拍视频发到Instagram，几周内涨到两百多万粉丝，后来超过四百万。那是加沙被围困的头几个星期里，外面的人能看见的极少数窗口之一——不是伤亡数字，是排队买面包的小孩、在帐篷外照顾流浪猫的女人、在废墟里翻找自己那盆植物的男孩。

她在书里写过一句很冷静的话：世界的眼睛和耳朵，只对巴勒斯坦人的死感兴趣，对巴勒斯坦人的生没有兴趣。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评论引用。我觉得它真正锋利的地方在于，它揭的不是媒体的恶意，而是观看的结构。当一个人只能以"受害者"的身份进入别人的视野，他就只剩下一件事可做——受苦，然后死掉。她在书里反复戳这个点：世界已经习惯到认为，巴勒斯坦人的天职就是去死。所以她写日常，写玩笑，写她妈妈把炸弹声当成下雨、起身去收晾在外面的衣服、然后回去接着睡。

这个细节她自己在采访里说起时是笑的。她说，人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在哭，眼泪在心里流，但总得想办法撑过去，幽默是巴勒斯坦人的一种活法。她承认自己是有意把笑写进书里的，因为电视上的巴勒斯坦人永远只在以一种姿势悲伤。

这就是"眼"这个词的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被看见——她成了世界的眼睛。第二层更难，是夺回看的权利：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是谁，而不是由别人来决定我们只配是什么。

二、45天里，最刺人的不是爆炸，是清单

书的结构很简单，从10月7日写到11月离开，一天一天记。中间偶尔跳出诗歌，短得像气不够用。她写过一句：我的词典破产了，我的词汇被夷为平地，我描述情绪的能力已经弃我而去。

这句话几乎是在替整本书作注。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人，写着写着手里的词不够用了。因为有些东西用形容词是骗人的。

真正扎人的往往是清单式的东西。十月中旬，加沙的医院撑不住了，太平间和墓地都满了，卫生官员只好调来冰淇淋冷藏车存放遗体——那些白色的、原本装甜食的箱子里，装的是人。还有一个小男孩，伤得太重，认不出来是谁。废墟下有一只奶瓶，里面还有奶。一位出租车司机免费送了她一程，只提一个要求：把照片登出去，等哪天他被打死了，请读者替他祈祷。

战争第二天，全家睡觉时把窗户敞开。不是为了通风，是怕附近楼被炸时玻璃震碎飞进来伤人。她写这件事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就像在讲一个生活小窍门。整本书最让我后背发凉的就是这种平常。人适应恐惧的速度，比想象中快得多。

还有一件事她写得很轻，但份量很重。她给两个女孩买了做手工的材料，她们在做手链，不是送给朋友戴着好看的，是"身份手链"——每个手链上写名字，戴的人如果被炸死了，至少还能靠这个认出来是谁。加沙的孩子做手工，做的是这个。

我不太愿意把这些细节一条条列出来，因为列出来就变成另一种消费。但书里的事实是，她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事记下来，还得记住名字。她在采访里说，她会尽量和受访者多待一会儿，多聊几句，好让读者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笑、他们是谁。因为数字会被划过去，名字不会。

这也是这本书和新闻报道最大的差别。新闻给结论，日记给体温。

三、最疼的一段，是"离开"和"留下"之间没有正确答案

书的后半部分写她 11 月底离开加沙。她叔叔在澳大利亚帮一家人办了临时签证，名单上有他们，几个小时后从拉法口岸走。她犹豫了很久。她在书里说，她不希望任何人面对这种选择：留在自己的家乡，还是保住自己的命。

走之前那顿饭，是一根糖果手链，和两个朋友分着吃。她后来在采访里提到这件事，说那和几天前在能看见海景的餐厅里喝热巧克力、吃披萨，中间只隔了四十五天。

她到了澳大利亚，后来又去贝鲁特美国大学读媒体研究硕士，拿的是以希琳·阿布·阿克利赫命名的奖学金——那位2022年在约旦河西岸报道时被枪杀的巴勒斯坦裔美国记者。这个安排有种说不出的沉重：一个因为报道而死的记者，名字变成了一笔奖学金，让另一个因为报道而流亡的记者去读书。

书里她写过一段关于幸存者内疚的话，大意是：你人出来了，但加沙不会从你身上离开。她还写过一句更冷的判断——停火不是结束，只是两场悲剧之间的空隙。战争不会因为炸弹停止而结束，它留在活下来的人脑子里，留在死去的人留下的空洞里。

这句判断在她写完之后又被现实验证了一次。2025年1月停火，三月轰炸恢复。书的中文版出版时，加沙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七万。

她书里还有一个概念，叫"完美受害者"——世界期待巴勒斯坦人以一种标准姿态出现：安静地受苦，体面地死去，不愤怒，不还嘴。一旦你笑，一旦你有幽默感，一旦你居然还想要回自己的房子，你就从"值得同情的人"变成了"可疑的人"。她把这条潜规则直接写了出来，等于把读者也拉上了审判席：你看我们的时候，到底在期待什么？

书的结尾附近，她写自己在流亡地看到学生游行，喊停火，也喊回归权。她不评判这些口号现实不现实，只是记下来。一个不在现场的人，能为现场做的事很有限，她清楚这一点，所以只负责把声音留下来。

四、她拒绝"英雄"这个词，这一点很重要

很多报道把她写成"战地女记者""勇气的象征"。她本人在采访里明确否掉了这个说法：我做的事和地面上发生的事比起来，什么都不是。她还说自己记录下来的，不到加沙人所承受的十分之一。

我不觉得这是谦虚。这更像是一种职业上的清醒。她很清楚，自己被看见，一半是因为她讲英文、会用社交媒体、有一张年轻的脸——换句话说，她比加沙街头那些没有账号的人更容易被世界接收。这种"可被接收"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她把这件事写进书里，等于承认自己站在一个特权位置上说话。

所以这本书的写法是克制的。她不解释地缘政治，不复述历史脉络，不告诉你谁对谁错。有读者抱怨这一点，说一个记者写的书怎么能不分析。我倒觉得这是她唯一能做的选择。她不是学者，她是当事人。当事人能提供的不是判断，是证词。判断留给读者，也留给历史。

书里她引用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她说自己上学时读过，三周没怎么睡的一个早晨忽然想起来，然后问了一句：我们明明学过历史，可没有一个人从历史里学到任何东西，那学它干什么？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她把它留在书里，没有往下写。

五、说几句这本书的局限

要说清楚的是，这是一本日记，不是调查报告。它不提供完整的战争全貌，也无法核对每一个数字。它的价值不在于解释，而在于呈现一个具体的人在具体某一天的具体感受。如果你想要的是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这本书给不了。

它的语言也值得说一句。她母语是阿拉伯语，但坚持用英文写这本书，理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这个选择本身有代价——用非母语写极度私人的东西，情绪难免被语言隔一层。有意思的是，这层隔膜反而让文字更克制，少了很多滥情的形容词，剩下的是短句和事实。中译本由姚璐从英文转译，她此前写过《看不见的中东》，对这片土地的语感是够的，没有把那种生硬的克制翻成油滑的抒情。

另外，日记体的通病它也有：有些天写得很满，有些天只有几行，情绪起伏会盖过事实。这不是缺点，是体裁的代价。读的时候得接受它有时重复、有时断裂，就像人在极度疲惫时说话的样子。

最后提一句出版上的事。这本书英文版由Pan Macmillan出，编辑是一位爱尔兰裔巴勒斯坦人。她后来说，选出版社时最在意的一点是：不要美化用词。她管那场军事行动叫"Aggression"，A大写；管它叫种族灭绝。她不接受为了照顾读者情绪而换一种说法。在一个连词都在被争夺的议题里，这种固执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

豆瓣上这本书评价人数还很少，不足以给出一个分数。这大概是它现在最真实的状态：一本已经被很多国家的读者读到、被译成多种语言的书，在中文世界才刚刚开始被看见。它值得被更多人翻开，但我不想用"必读"这种词去推销它——这本书不需要推销，它需要的只是有人真的读完。

这本 280 页的精装，读起来大概两三个晚上，但不会轻松。我读的时候中间停了好几次，不是因为难懂，是因为有些段落需要缓一缓。

最后

书的最后一页跳到了 2025 年 1 月 19 日，停火宣布的那天。加沙九成以上的房屋被毁，人们回到只剩下外壳的家，开始想重建。然后三月，轰炸又开始了。

她在书里写：我们并不庆祝死亡，但死亡就在我们四周，我们需要一种方式把它变回生命。

写日记大概就是这种方式。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把本子塞进防弹背心，一天一天地记，记下谁在排队买面包、谁在废墟里给一盆植物浇水、谁在分发糖果。这些事挡不住炸弹，但它们证明了一件事：在有人想让一个地方只剩下死亡的时候，还有人坚持记录那里的人是怎么活的。

这本书不好读，但它值得被读完。尤其是当我们已经习惯用数字来理解一场战争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