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刑讯者的女儿在学认字——读燕妮·埃彭贝克《东德童话》

先看一段“识字课文”。

“亲爱的主，请入座，并请赐福于你赐予我们的一切。”然后是爸爸的声音：可以从众多能着手的位置选中一个，固定住身体，躺椅、凳子或者钩子上都可以。因为只有疼痛，才能让那些最顽固不化的人吐露真相。舌头、乳头、眼睛，还有后脖颈。接通电流，或者拿一根带电的棍子戳、捅或者击打。电流越强，真相就像蚯蚓一样争相涌出。要是他什么都不知道呢？要是刀子足够锋利，可以沿着人的脚底板割上一圈，再将皮肤揭下来。

教这一课的，是 narrator 的爸爸。听课的“我”是个正在学词汇的孩子。爸爸说，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答，没错。

这不是酷刑报告，是《文字之书》里一段父女问答。它在书里出现时，语气平静得像在教骑自行车。这种平静才是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东西——孩子不觉得害怕，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

一、这个书名是个幌子

《东德童话》（理想国，2026 年 10 月，212 页）收录的是燕妮·埃彭贝克最早的两个中篇：《老孩子的故事》（1999）和《文字之书》（2004）。

书名只对了一半。《老孩子的故事》确实是东德故事，或者说，是一个可以让所有人读成东德故事的故事。《文字之书》不是。它的场景是一个无名南美国家，约 1980 年，人们接二连三地失踪，那是阿根廷军政府“肮脏战争”的年代——1976 到 1983 年，约三万人失踪，其中约五百个婴幼儿从被逮捕的父母身边被夺走，登记给别人抚养，身份抹掉。中文版简介把她写成“一个东德女孩的成长故事”，这个挪移很奇怪，等于把全书最锋利的地方用砂纸磨平了。

《文字之书》讲的就是这五百个孩子里某一个的故事——她慢慢发现，那个教她“词语与实物”的军官爸爸，是刑讯她生父母的人。她的名字是假的。她学会的每一个词底下都压着别的东西。

埃彭贝克 1967 年生在东柏林，1990 年两德统一时她二十二岁，唯一生活过的国家一夜之间不存在了。她后来的《客乡》《白日尽头》《凯罗斯》一路写到国际布克奖（2024，德语小说第一次拿到这个奖），写的都是同一个命题：一个国家、一段历史、一个人的身份，是怎么被拿走的。这两篇早期作品是同一命题的最小模型——前者拿走一个成年人的来路，后者拿走一个孩子的来路。

二、《老孩子的故事》：失踪儿童名单里查无此人

第一篇的开头像个民间故事：人们在街头发现一个女孩，提着一只桶，四处游荡。警察来了，失踪儿童名单里找不到她的名字。她不记得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只知道自己十四岁。当局不知道拿她怎么办，送到“儿童之家”。

女孩的反应是全书第一个反常：她高兴。围墙很高，正好把外面的世界挡住。她很快坐上了院内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心安理得——底层是任何秩序里最安全的位置，不需要捍卫。别的孩子渴望外面的自由，她只喜欢食堂、课表和可以预测的每一天。有一段写她慢慢想明白了不必伤心：

童年，就是在一片辽阔的时间之海上随波漂荡。于是，在某个周六的下午，同伴们离开房间时没有跟她道别，仿佛对她们来说她并不存在，这恰恰最真切地证明了女孩已是同类，也就是说，女孩自然得像是屋子的一部分，像是柜子和床铺。

不道别，是接纳的最高形式——因为日子还多得很，犯不着郑重。这句话写的当然是机构生活，但也完全可能是你我刷手机到凌晨的那种日子。

结局我不能完全剧透，只能说到那个转折的门槛：学校举办一场纪念集会，纪念这座城市在空袭中被毁的日子——熟悉德国史的读者会认出这只能是德累斯顿。就是这场集会，撬开了女孩藏了整本书的东西。顺便说，她不是这个故事看起来那么简单的人，她有一个关于自己年龄的秘密，而这个秘密一揭出来，前面所有关于“为什么她愿意留在墙内”的描写都要倒回来重读一遍。

评论界早就把影射说破了：卡斯帕·豪泽尔，那个十九世纪来历不明的弃儿；《铁皮鼓》里拒绝长大的奥斯卡。以及一个更直接的历史注脚——1990 年之后，大批前东德人的学历证书作废、职位消失，他们在新秩序里一夜变回了孩子。有人把“老孩子”读成东德本身：笨拙、发育迟缓、突然被扔进一个不认识的社会秩序里。1999 年小说出版时，确实有相当多东德人怀念旧制度。埃彭贝克不评判这种怀念，她只是把“自愿退回秩序”这件事的逻辑推演给你看，推到你不敢再往下想。

三、《文字之书》：每个词底下都压着尸体

第二篇更狠。

形式上它是一本“词典”（德语原题 Wörterbuch，兼有“词典”之意）：叙述者一个词一个词地重建自己的童年——爸爸、妈妈、球、汽车、牛奶、手、刀。每个词勾出一幅画面或一个小场景。 milk 为什么有奶妈？因为“妈妈”不喂她。“手”这个词底下，是奶妈女儿那双被弄残的手。“刀”底下，是家里地窖里锁着的犯人。

表面是温馨的识字课，底下是失踪案。开头那段内容简介里最诡异的画面就是这本书的：妈妈指着天上两个“衣袍鼓胀的黑衣天使”手牵着手垂直坠落，孩子问为什么是黑色。外面四处是警报，人们在消失——先是那些人，然后是他们的朋友，然后是纪念他们的人，最后是所有人。孩子眼里的“黑色天使坠落”，是成年人读起来立刻变义的死亡飞行（阿根廷军政府确实把人麻醉后从飞机上扔进大海）。

这就是这本书的核心机制：词语在孩子那里无害，在成人那里是证词。叙述者自己说，她后来才明白，让她失去纯真的方式有很多种，而所有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点——突然对过去有了不同的解读。

罗斯·本杰明在《The Point》上的长文里指出这本书更深的一层：叙述者还顺藤摸到了另一端。妈妈“眼睛是水的颜色”，来自一个下雪的远方，记忆里混着德语摇篮曲——这些线索指向二战后逃往阿根廷的纳粹战犯。书里爸爸说过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她的外祖父“在世界另一端，把小孩抛到空中，像抛鸟一样，然后当着他们父母的面开枪”。也就是说，这个孩子的生父母是被军政府折磨死的，而收养她的家庭，一头连着阿根廷的刑讯机器，另一头连着德国的旧罪。埃彭贝克没有点破任何历史名词，但她把两条二十世纪的黑水在同一个孩子身上接通了。学者索莱达·佩雷拉管这叫“多向记忆”——阿根廷的独裁和德国的种族罪，在同一段童年记忆里互相索债。

第 186 页那段父女刑讯课，就放在这个结构的最深处。孩子重复爸爸的每句话——舌头、乳头、眼睛，戳、捅或者击打——像背乘法口诀。读者此刻明白的比孩子多：她背下来的，正是当年施加在她生父母身上的流程。

四、“现在我被解放了”，可这算什么解放

小说的结尾，真相大白，养父入狱，叙述者被告知：“现在我被解放了。”

然后她列了一张清单：从带绒球的毛线帽，从开门时会在地板上划出半圆的木门，从粉色的房子，从烟草的味道，从从生锈的耶利哥，从花园里的露水，从升旗仪式，等等。解放的意思，是把这些全部拿走。

这一段是埃彭贝克全部写作的签名。她后来在《凯罗斯》里写东德消失后一个人“花了三周才敢踏进城市的那一边——一个陌生的部分出现在自己的城市里，名字相同，语言相同，房屋相似，却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写被没收、再没收、再归还的房子（《客乡》），写死五次的女人（《白日尽头》），写移民在广场上喊“我们要被看见”（《时世逝》）。主题从来只有一个：当你夺走一个人的历史，还剩下什么？ 这两篇早期作品是命题的最小化实验——一个实验对象是自愿交出历史的成年人，另一个是被历史骗走的孩子。

托马斯·曼奖的颁奖词说她“讲述了在变革与移民时代，施害者、受害者及随波逐流者的故事”。注意这三个身份是叠着的：《文字之书》里，同一个人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的受益者；《老孩子的故事》里，一个社会可以集体选择当随波逐流者。2016 年她领奖时离国际布克奖还有八年，但这个判断那时已经成立。

五、中文版与阅读建议

理想国这个版本把两篇合成一册（212 页，龚琦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ISBN 9787513952613），归入已出四册的“燕妮·埃彭贝克作品系列”。这个安排有它的道理：两篇合起来刚好是作者创作观的双联画，先读《老孩子的故事》再看《文字之书》，能看到她后来所有长篇的地基——省略人称的对话、整段重复、用停顿和留白压千钧。

要提醒的是门槛。《文字之书》比《老孩子的故事》难读得多：一句话可以占一整页，也可以短到一个词；大量东西只给暗示，不给解释。你若不知道阿根廷“肮脏战争”、不知道失踪者的孩子被军警家庭收养这段史实，第一遍多半会读成怪谈——能读，但会漏掉全部的疼。建议手边备一点背景，或者读完立刻查，这本书的信息密度撑得起一次二刷。

卫报对第一篇的评语，可以原样送给整本书：“至为优秀的小说首作之一……将一个真实的故事转化为人的主体性受创之后的寓言。”埃彭贝克后来那些更有名的书，都是从这个起点上长出来的。想看一个布克奖作家出手时是什么样子，没有比这更早的观测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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