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

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

吴敏儿出生在一个有着10个孩子的家庭。她的母亲有智力残疾,在花季的年龄嫁给了40岁的父亲,吴敏儿是母亲生下的第一个正常存活的孩子。在差不多23年里,智力和孩童相当的母亲十度怀胎生子。
这是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一位弱势的女性,只能凭借自己的生育价值,在艰难的人世间生存。
本文根据吴敏儿(化名)及其家人的讲述撰写。

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婚礼后,她开始了连续生育的岁月

我们家洗过后晒干的衣服里,经常会夹着一些洗衣粉的粉末。

自我小时候开始,母亲给孩子们洗衣服总是需要用到很多水和洗衣粉。她洗一次全家人的衣服,可能会用掉半包30斤装的洗衣粉。她也曾会连续四、五个小时放着水不关,还为此挨过外婆的打。
倾倒洗衣废水的水流,终点是鸭子们流连的池塘,问母亲“为什么要一直开着水龙头”,她的回答永远是“给鸭洗澡呀”。
我的母亲是一个有智力残疾的女人。1996年,她嫁给了我的父亲,算是一件多方利好的事情。我的父亲很穷,年轻时一直娶不到老婆,40岁终于才把智力残疾的母亲迎娶回家。于父亲而言,至少传宗接代的大事有着落了。
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智力残疾的母亲为什么会生这么多孩子。她今年46岁,共生了10胎。母亲记不住我和弟弟妹妹的年龄和生日。她能区别数字的大小,但不会算10以内的加减法,她也不知道当天是几号或星期几,她的智力像是停留在了六七岁的样子。母亲的智力缺陷,也有遗传的迹象,在我家,除了母亲以外,二妹、三弟和八妹也被鉴定为智力残疾人士,都领了残疾人证。

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

图 | 家里有四张残疾人证

当年父亲愿意娶母亲,外婆很高兴。她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外公走得早,外婆自己聪明能干,很早就修了自己的寺庙。我的三个舅舅都当过兵,在那个年代十分光荣。母亲作为外婆唯一的女儿,每天穿着邋遢,一头短发也不太梳理,如杀马特造型一般。外公去世后,母亲经常对外说外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又出去乱勾人”之类的,搞得外婆在村里抬不起头,所以外婆时常殴打母亲。
对于彩礼钱,外婆没有对父亲提任何要求,只希望能够尽快嫁娶。没有人问过母亲的意愿。
母亲那时候年约20岁。父亲带着600元,骑了15公里自行车到外婆家,明确了和母亲之间的婚事。不久之后,父亲又骑着自行车出现在外婆家住的村里。两人还没见面,便有村里老阿嫲们提前到母亲面前来调侃:“阿惠(化名),你老公来爱你了。”
母亲回忆起这个场景时,她笑嘻嘻的,没有生气之意。我问母亲,婚前父亲来找你什么事?母亲脱口而出“他过来摸我”。面对母亲这样的直言不讳,我尴尬不已。“你愿意吗?”我又问。母亲回答:“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婚前在母亲娘家见过大约三次面。据母亲说,在这三次见面中,父亲对母亲还算温柔。
结婚当天,父亲给了外婆5000元彩礼,把母亲带回了广东省粤东地区的另一个村子里。这条村靠海,人烟稀少、物资匮乏,父亲就生长于此。父亲在外并没有太多主见,但在家里他事事都是要做主的,也会对母亲骂骂咧咧。即使母亲后来生了儿子,我也未曾见过父亲对母亲温柔以待。
婚后,我智力残疾的母亲就开始了她连续生育的岁月。
1997年10月13日,母亲顺产生下了一个女婴。那是我的姐姐。我可怜的姐姐刚出生时喝什么吐什么,喝水吐水、喝奶吐奶,最后吐血,3天后便离世了。母亲回忆起姐姐时说“要是离开村子,送去大医院,也许能够保住。”姐姐临走的场景,大约给母亲留下了此生难忘的印象,她抬着头将脖子歪向一边,夸张地一声声喊着“啊……啊……啊……”演绎着姐姐离开时最后的那一瞬间。突然,她又“哈哈哈”笑了起来。当她不愿继续谈论某个话题时,她会以笑声来收尾,同时掩饰自己的情绪感受。别人可能会觉得母亲很傻,但我知道母亲心底里也是悲伤的。对于姐姐,母亲总结为“老公没钱,老公不管”。
如果姐姐还在,我和姐姐每年还可以在同一天过生日。我出生于姐姐离世后一年,1998年10月13日,我成了家里的大姐。
在这个重男轻女观念很重的地区,我的出生有些令父母失望。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但“生儿子”比“吃饱肚子”更重要。父母给我取名“敏”,在家乡话里和“免掉”是谐音谐音词,他们希望下一胎不要再来女儿。
遗憾的是,我的名字没有灵验。1999年母亲顺产生下第三胎,仍然是个女儿,而且智力低下。二妹的出生,给家庭增加了负担而非希望。2001年,父母终于如愿以偿顺产生下了三弟。三弟满月后,家里耗尽存款摆了隆重的满月酒“做丁”(“做丁”在我们家乡是财丁兴旺的意思)。5年间,母亲共生下4胎,终于在三弟出生后松了一口气。
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

 一个女人的价值

对于连续生育,母亲似乎司空见惯:“外地都是生一个两个,我们这里就是生生生生生生……”我曾经也担忧过是否父亲强迫母亲生儿子,但并非如此。在母亲的潜意识里,她的责任就是要为这个家庭多生几个儿子。有了儿子,走出去才能抬得起头。每年家族拜祖宗时,领着一大堆孩子去拜祖宗,那是很有面子的事。

在我们村里,人们相互炫耀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儿子的数量。但是在我大娘面前,即使有了三弟,母亲仍然是自卑的。大娘有三个儿子,每当大娘因儿子多得意时,母亲总是不言不语,拿着一根干树枝,埋头在地上画画或者发呆。
生头四胎的时候,月子一结束,母亲就立即要开始洗衣、做饭、捡红薯、捡干树枝等劳作。家里一下多出来这么多张嘴,需要更多的粮食和衣服,家庭劳作也成倍增加,比如照顾小婴儿、做饭喂饭、给小婴儿洗澡、给全家人洗衣服等。那几年里,即使生活如此沉重,母亲性格也还算温和,并不总是打骂我们。
我家至今还保留当时母亲给我们洗澡用的电热棒。给这么多孩子洗澡,不光需要大量用水,如何烧水,也需要耗费大量功夫。我们三个小孩子都需要母亲来洗。她将多根电热棒,分别插在多个热水壶里同时烧,待水开了之后把电热棒拿出来,再在热水壶的壶口塞一个木头塞子即可。开水就直接在水壶里了,再把开水倒进洗澡盆里已经放好的冷水中兑成温水。这样可以更高效,给孩子们洗澡也可以洗得更快。假如只有一根电热棒和一个热水壶,那就需要一壶一壶开水慢慢地烧。光准备这么多人的洗澡水,就要准备很久很久。
以前电热棒的质量不算好,加上长期使用,家里的电热棒陆续开始漏电。电费也上去了,供电局的人经常上门来,把家里的电热棒剪掉,规避隐患。剪完母亲还会再买,家里最多时有10根电热棒。我们都被电过,很害怕。母亲也被电过,不知道母亲是否害怕。
电热棒用得太多了之后,电费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会过千,家里根本负担不起。父亲用他的“智慧”调了一下电表,降低电费,有一年,父亲差点因此被关进去。
2003年,母亲又怀孕了,她满心期待着第二个儿子的到来。那时候计划生育抓得很严。但无论多严,都撼动不了母亲继续生儿子的决心。为了避开计划生育,顺利生下“第二个儿子”,我们一家从父亲那个偏远的村庄搬到了母亲的娘家。
在此之前,母亲随父亲在他的老家居住了五年左右,喜欢这里,她觉得这边拜祖宗比娘家更方便。这里的路边或田坎边有随处可见的坟墓,里面沉睡着我们村子里大多数人们的祖先。祖先早已离我们而去,却又离我们如此之近。我们每户人家门口都有一个天地父母的神位,每逢初一、十五及时年八节都需要祭拜,以感恩祖上,求祖宗庇佑后辈。
母亲虽不知道如何祭祀天地父母神位,但她对这件事异常关注、无比虔诚。怕错过拜祖宗的日子,母亲不厌其烦地每天询问父亲“今天几月初几了”。为了虔诚祭拜,母亲会过度准备拜神用的香烛,即使家里已经堆满了,她仍然会继续买。母亲希望父亲能够出钱将神位修建得好一些。我家的神位目前还是最简朴的那种,父亲大约不会满足母亲的愿望了。

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

图 | 家中的天地父母神位

天地父母神位就像一个沉重的枷锁一般,牢牢地镇压着母亲的精神世界。母亲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在传宗接代这件事情上的重要性。生孩子是她在家中唯一被爱、被关注、被认可的时刻。在创造孩子的过程中,她应该是感受到了某种价值感,或者这也是接下来她还愿意持续生下6胎儿女的原因。
到母亲娘家,我很兴奋。相比父亲的家乡,这里是一块富庶之地。街上有很多人、很多商店、各式各样的冰糖葫芦,有四个轮子的小汽车、两轮的自行车。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热闹。而且,这里的人们在新年时,除了常规的吃食以外,还有心情再放一盆橘子或者鲜花。
不过,外婆这边计划生育也查得很严。计生员上门检查的几个小时内,父母经常要把我和弟弟妹妹藏起来。一开始,我们经常躲到外婆的寺庙里睡地铺。寺庙边上都是山路,晚上很多大货车。货车的急驰声和喇叭声,对我来说像音乐一样美妙,很治愈。
后来寺庙不能躲了,我时常时常辗转于各个舅舅家、猪圈、地洞、树顶、坟墓等地。那时,我们经常三个小孩挤一张床睡,隔不了多久就要搬家。我讨厌这种居无定所的日子。好在这样的日子没有长时间持续下去。
2004年,四妹终于出生,我、二妹、三弟也终于不用再东躲西藏了,我们都很开心。但父母是失望的,大人们给四妹取名“格”,“隔”掉的意思,寓意依然跟一胎不要再是女儿有关。
我以为母亲不会再继续生孩子了,因为生四妹,母亲遭了很大的罪。她曾在孕期7个月,某天凌晨4点多,她被拉到车上准备强行拉去执行计划生育。在车上,她一直嚎哭,据说吓到屎尿都拉出来了。直到现在,我总还会忍不住去想象母亲那时的痛苦和无助。后来,听说是在场邻居的劝告解救了母亲。母亲在这样的波折下,早产生下了四妹,随即被安上了绝育环。
奶奶没有随我们来到母亲的娘家,外婆有自己的事业,父亲一向不做家务,这些大人们都不会给母亲照顾月子。那时候,我大约五六岁,如果我也不管母亲,那就真的没人照顾她月子了。于是,我开始学着照顾母亲月子。除了给四妹喂奶我无法代劳,其他的事都需要我来做。
照顾母亲的过程中,我经常出错。加上我还处于贪玩的年纪,当我想要逃避家务时或某些家务我做得不好时,“一顿简单粗暴的打骂”远比“耐心地与我沟通”来得高效。我没法要求母亲耐心地、手把手地教导我如何做家务,这太为难她了。
我们当地人认为醋杀菌,女人坐月子期间会把醋当水一样喝。另外,月子餐还经常做姜醋蛋,需要用到醋、鸡蛋、芝麻油和姜。我们家穷,买不起芝麻油,我就用鸡蛋加上醋和姜,熬成奶白奶白的汤给母亲吃。
我对母亲的照顾,似乎让母亲感受到了爱和快乐,感受到了养育子女的某种好处。我相信,每一个孩子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对母亲都是纯粹的爱。我给的这种爱,母亲很难从外婆以及丈夫那里得到。
弟弟妹妹们只有在刚出生的前半岁,要吃母乳时才有机会与母亲睡在一张床上。四妹出生后,母亲有时会边喂奶边打她,几个月大的四妹随即大哭。长大后我才知道小婴儿在吮吸母乳时,母亲的乳头可能会因破损而疼痛难忍。或许母亲那时也是觉得很疼,才会动手打妹妹的吧!
我不知道该怎样去保护妹妹,不敢、也没有能力劝说母亲。只能干看着,或者等母亲把妹妹放下来时,我赶紧去把妹妹抱走。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哄过我,抱过我,甚至没有牵过我的手,所以,我不会哄小孩,只能手足无措地抱着四妹。
四妹比同龄的孩子断奶早得多,也没有常规婴儿能够享受到的米糊,她断奶后只能喝米汤。母亲从来不给四妹用尿布,更不可能买尿不湿。四妹在床上尿了,自然干;再尿,再风干;再尿,如此循环……不换床单也不洗床单,从房门外走进去的瞬间就能闻到扑鼻而来的异味。
我很羡慕同龄的孩子们,可以有机会自己玩自己的。而我,时常是斜着腰,左边腰上坐着四妹,右边手上牵着一个弟弟或妹妹,在一瘸一拐中保持着平衡向前走。我也很想出去玩,但这是要挨打的。不出去玩对我那个年纪来说着实很煎熬。印象中家里有一扇铁门,我经常透过铁门望着外面,望向对面的那户人家。我总是想“如果我是别人家的孩子就好了”。
也有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刻。印象中,每天晚上一家人吃饱饭后,会在客厅里面看电视。有时候,母亲心情好时会给父亲剪个指甲,我也给父亲挖耳朵。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给别人挖耳朵,我给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挖过耳朵。
我热爱挖耳朵这件事。在我专注挖耳朵时,仿佛时间凝固了下来,父亲、母亲、全家都安静了。我也可以静下心来,心中很轻快,没有烦恼。我甚至把挖耳朵当成我小时候的梦想,我想过长大了要开个挖耳朵的店,挖一次5块钱。  
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优生

四妹出生后,当时父亲和母亲只有我三弟一个儿子。后来三弟读了四次小学一年级,啃手指的习惯也持续到13岁,直到现在23岁了三弟还是不太会说话。

2008年,当父亲母亲就发现三弟在语言表达和智力上都比同龄人弱一些,当时,他们就重新启动了生子计划。
四妹自断奶后就和我还有二妹住在一个房间,睡在同一张床上。母亲独自一个房间一张床,三弟和父亲一个房间。父亲会定期地去母亲的房间,关上门。母亲后来呆笑着回忆,每次父亲要找她“干活”时,母亲都会先跟他要钱,她从来没要到过钱,但父亲“干活”的要求却屡次得逞。自我记事起,父母基本上是以“干活”和“要钱”的交易关系来维持着的,其余时间甚少交流。
那几年,我注意到母亲的床头有一把刀,不知道是不是用来抗拒父亲的。我小时候很矛盾,一方面因误以为父亲强迫母亲做自己厌恶的事情而厌恶父亲,另一方面又总会担心母亲持刀失手,从此没有了父亲。我的担心可能是多余的。通常他们干活结束后,母亲会带着愉快的心情出现在我们面前,嘻嘻哈哈地讲述着一些我们不太听得懂的语言。父亲则会低调一些,他从母亲房间里出来后,不会有什么言语和表情,我们也不敢去观察他。
那时候,计划生育没有那么严格了。在外婆托人帮忙之后,母亲将体内的节育环取出,很快,母亲就怀孕了。孕妇并没有得到任何优待,体力活还得照样干,也没有因怀孕就少挨打。
大半年后,母亲于2009年顺产生下了五妹。又是妹妹。母亲很快又怀孕了,于2010年到2011年间又顺产生下了一个妹妹。又是妹妹,又是妹妹……家里已经养不了这么多孩子了,还要迎接未来的儿子。于是父亲托了关系将这个妹妹送人,这个妹妹,在我们的家中没有排名。
这个妹妹是中午出生的,养父母下午来医院时,妹妹正睡在母亲怀里。他们准备从母亲怀里抱走妹妹的一瞬间,听到母亲说话口齿不清。担心妹妹智力上也有问题,妹妹的养父母还带妹妹做了一个全套检查,下午五六点左右将妹妹带走了。于是这个还没有起名字的妹妹,没喝过一口亲生母亲的母乳,就被送走了。送走妹妹后,父亲找了一辆三轮车,载着刚生育完的母亲回到家里。
母亲回忆说“三轮车,好颠簸,孩子没了,身上也疼。”我问母亲“你会想妹妹吗?”答:“会想,别去想就好了。她长大了会回来找我的。”我那时在学校上学,连这个亲生妹妹的一面都没有见到过,从此再也没有了联系。我总是在想:妹妹所在的那个家庭,应该会比我们这里稍微幸福一些的吧。
或许是因为生子愿望一次又一次落空,母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我们挨打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挨打的理由也越来越难以琢磨。
母亲在干活时,我们都要在旁边候着,时刻准备只要她一吆喝,我们瞬间为她递上点什么,否则免不了一顿毒打。母亲就像手术台上聚精会神的主刀医生,而我们几个孩子,就像是医生助手一样,要时刻待命以备递上手术所需的器械。我们没有自我,没有个性,没有创造力。听话是最紧要的事,我们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察言观色,以便于更巧妙地避免挨打。
2011年正月初八,我被迫出去工厂上班。那时我的表哥表姐们也在工厂上班,父亲叫我出去我也无法反抗,只能接受。既然你们都选择不要我了,那我就出去吧!出来之后慢慢觉得,打工比在家里幸福太多了。出来了不用挨打,也没有那些做不完的家务,还不用带弟弟妹妹,好轻松、好开心。宿舍里还提供上下铺,我有了第一张属于我自己的单独小床,也有了自己喜欢的四件套。
我离开家后的第二年,2012年六妹出生了,又是妹妹。母亲怀六妹时脐带绕颈三圈,所以六妹是剖腹出生的。不知为什么六妹没有被送出去。可能是因为寺庙里应有尽有,从来不缺吃喝,父母也不再担心多养一个孩子吧!总是会有一些发善心的人,会免费往寺庙里给菩萨送来很多吃的。这些给菩萨吃的东西,最终也是给我们吃了。像油、大米、大豆、黑豆、红豆、腐竹之类的,只要是素的也全都有。每天还有吃不尽的剩饭剩菜。
温饱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母亲也有想而不得的东西。母亲时常念叨两件事,一个是冰箱,一个是牛肉丸。“我们家要是有个冰箱就好了”“冰箱里面塞满了牛肉丸”“等我们以后有钱了,一定要买牛肉丸”“牛肉丸好贵,要两三块钱一个”。那时的我对牛肉丸很模糊,也不知道长啥样,更不知道那是潮汕的特色。在母亲的念叨下,我也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够吃上牛肉丸。
2012年,出来打工后的第二年,我买了牛肉丸,带着期待尝了一下。也就是普通的肉丸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母亲已经被父亲洗脑了,多年来我们家的荤菜只有罗非鱼或者猪头皮。鸡翅、粿条或者牛肉丸这些食品高级,我们家不配吃的。我想,如果母亲嫁的不是像父亲这样家徒四壁的男人,兴许她会很容易感到知足和幸福。因为普普通通的牛肉丸便可使得母亲幸福不已。
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

绝育

2016年,七弟出生了。至此,家里终于有了智力正常的儿子。父亲那时将近60了,母亲那时也已近40。有儿子了、有饭吃了,一家人喜不胜收。

当时我在工厂上班,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看到是爸爸打来的电话,我都要躲到很远再接通。爸爸打电话通常只有两件事,一是要钱,二是通知回家给母亲照顾月子。我生怕工友们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家庭,怕别人知道父母又生孩子了,觉得很丢人。在长年的打骂之下,我失去了拒绝的能力。父亲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为妻子照顾月子,他也想不到我停工一个多月会损失的收入。他只会说,“你回来照顾月子”。每一次,无论心里多么不愿意,我都会选择回家照顾母亲。
八妹是母亲意外怀上的。有了一个智力正常的儿子后,母亲决定不生了。人到60,有了一个智力正常的儿子之后,父亲对母亲怀孕这件事,态度也变得极为随便。2018年左右,父亲有一次打电话过来说“你妈好像怀孕了,回来带她去打掉吧!”于是,我的母亲第一次主动到医院准备取掉肚子里的孩子,不管胎儿是男孩还是女孩。
母亲的身体变化,长久以来就是被忽视的。到了医院,我们才知道,母亲已经怀孕六个月。医生说已经没法打掉,于是八妹也在2019年被顺产生了下来。
八妹(智力异常)刚出生2个月时,父亲因为车祸检查出肝癌。母亲很恐慌,那几天她的眼神都是空洞的。在我们那,男人是天,女人一定要依附着男人才能活下去,我没有听说过主动离婚的女人。即使被家暴很严重的妇女,也会熬着把日子过下去。只听说过丈夫离世或者生不出儿子,被迫离婚的情况。女人必须要寻找到另一个家、另一个男人来掩护着自己。
父亲即将有可能离去时,母亲像是聪明了一些,她不得不去设想未来没有丈夫的日子。倘若父亲离开,天就塌下来了。母亲变成了单亲妈妈,带着我们一众儿女,这个家庭就没有支柱了。我们会像蜉蝣一样没了依靠,除了被指指点点以外,很可能受到实质性的欺负。母亲只得再嫁,重组家庭又要历经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显然不是母亲想要的结局。所以,即使父亲对母亲万般不好,在我带父亲去医院前,母亲还是特别交待:“好好照顾你爸”。这似乎是我记事以来母亲对父亲唯一的关怀。所幸父亲手术还算成功,如今也还健在。
父母的现状实难再为年幼的子女提供经济、爱和安全感了。于是,2019年,我决定把八妹带到珠海我的身边来养。这不仅仅是在解救八妹,也是在解救小时候的我自己。2023年,五妹14岁,父亲叫五妹不要读书了,让我带去工厂打工。我想起了12岁出去打工的我,我做不到。
这次我选择拒绝父亲,我不愿配合父亲剥夺五妹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力。而且我不止带走了五妹,我把六妹、七弟也一起带到了我的身边。没有户口,我就到处找愿意接收他们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学费很贵,我负担不起。幸运的是,弟弟妹妹们都在我身边接受到了教育。
2019年年底,七弟在母亲房间里看到一个盒子,问我是什么,我知道这是计生用品。面对性,我始终难以启齿,与父母谈性就更加困难了。我也多次想鼓起勇气向母亲传达一些避孕的知识,但我实在是开不了口。看到这盒计生用品,我猜母亲有了主动避孕的意识,我松了一口气,像是卸下了压在肩头的一块大石头。
上个月,我带一位外地的朋友回家。母亲问:“你在外面,老公找你吗?”朋友说:“有时会找,有时不会找。”母亲说:“那你老公会找别人去哦!”母亲又问:“你老公会给你钱吗?一个月给你多少钱?”隔了五分钟,母亲又问:“你出门,老公会找你吗?”、“你老公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她似乎对别人在婚姻中的处境很感兴趣。
得知我这位朋友还只有1个女儿,母亲立刻建议她:“你要多生孩子,孩子们会疼爱你、照顾你的。”
我问母亲,“那你还要再生第11胎来疼爱你、照顾你吗?”
母亲先是说不知道,接着又摇头说:“不想生了,痛,好痛……”
– END –

撰文|何心依

编辑|温丽虹

 往期回顾 

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

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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